与两年前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如出一辙，德班气候大会也不得不在各方谈判无果的情况下，进入了“加时赛”阶段。也许受毫无成果的哥本哈根会议的影响，德班会议的最终结果牵动了各方神经。

　　长达14天的德班气候大会，让各国代表都心力憔悴、疲惫不堪，会议期间各种突发事件不断。11月30日，德班大会在讨论绿色气候基金设计问题时，美国代表提出要对基金设计草案进行深度修改，导致会议无法达成基本共识，会场一片混乱，大会主席只好宣布暂停会议。

　　而美国在减排问题上一贯的消极态度在会场上遭到了美国学生的抗议，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只能尴尬地站在台上，等待美国学生大声朗读宣言。正当各方代表为谋求最后的成果“加时”磋商时，一份伪造的“决议草案”在会场散发，会议议程不得不再次推迟。

　　德班会议的“拉锯战”加上时不时的“突发事件”，让所有人对这次大会充满了悲观情绪。12月11日凌晨，德班大会终于闭幕，《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起死回生”，另外，还通过了涉及长期合作行动计划、绿色气候基金和2020年后减排的安排等决议文件。

　　本届大会主席、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部长马沙巴内坦言，虽然大会上达成的4份决议“并不完美”，但它是“里程碑式”的。

　　这一结果让所有人特别是中国代表长出了一口气。自《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实施以来，中国已成为CDM（清洁能源发展机制）的主要供应方，不但为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做出了贡献，也为国内企业带来了不小的收益。

　　《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如果无法延续，CDM可能在2012年以后不复存在。由于对CDM前景悲观，近两个月来，国内CDM项目不断遭到国外买家的变脸，被要求降低价格或中止合同。目前，CERs（温室气体核证减排量）价格已经腰斩，跌至5欧元左右的历史低位。尽管《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已成定局，但CDM行业要经历两三年的低迷期已毋庸置疑。

　　国内CDM经历自然淘汰期

　　江苏镇江强凌电子在苏北涟水县为当地农民免费发放节能灯，换取他的白炽灯。相比白炽灯，节能灯可以节约75%的用电量，100万只节能灯在当地一年可节约用电超过5000万千瓦时，为当地农民每年节省电费2500万元。按照火力发电的标准，100万只节能灯使用7年可累计减排二氧化碳23万吨。

　　强凌电子将这23万吨碳减排指标以每吨11欧元的价格卖给了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这样的生意源于清洁能源发展机制（CDM），是国际社会为减缓气候变化，基于市场建立的创新机制。从市场的角度，CDM形成了一个多赢的局面，创造了多赢的商业模式。

　　不久前发布的2011年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1）：德班的困境与中国的战略选择》显示：截至2011年9月15日，中国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CDM）执行理事会成功注册项目数量增加为1574个，约占东道国注册项目总量的45.7%，签发量约4.19亿吨二氧化碳，占全球总签发量的57.91%，累计收入超过30亿美元。

　　自2004年中国碳交易市场启动以来，国内就兴起了一波CDM项目热潮，各省市相继成立了CDM管理中心，以项目开发和咨询为主的中介机构也应运而生。北京一致人和国际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杨智良对《新财经》记者表示：“CDM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最早的时候了解的人不多，记得刚开始做CDM的时候，的一名员工就说，全国真正懂低碳的人可能只有100个，就是其中的一个。应该说，最早进入CDM领域的人，抓住了很好的机会。”

　　经过几年的发展，CDM在中国涉及的项目包括能源、化工、建筑、制造、林业等领域，其中，可再生能源中风电占了最高比例。“十一五”期间，中国的风电每年都呈翻番式增长，这其中与国家鼓励新能源的政策有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CDM项目的推动。中创碳投战略总监钱国强表示：“国家鼓励企业投资绿色能源，但企业转型是需要付出高成本的。可以通过市场手段帮助企业将高成本变得具有可行性，CDM项目正好可以有一块补贴，激励企业开发风电项目。”

　　北京景源丰华国际咨询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郑照宁对记者说：“以前，大家都说风电行业是替银行打工的，因为风电企业赚的钱刚好够还银行贷款。在国内，最好的风电项目能达到7%的收益率已经不错了，有了CDM后，1吨减排量可以补贴10.5欧元，等于1度电增加了1毛钱，这已经非常可观了，相当于把风电项目的收益率提到了8%以上。”

　　如今，在全球CDM项目中，中国项目已经占了半壁江山，而且，中国项目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比其他国家大得多。郑照宁介绍：“中国CDM项目的特色就是单个项目减排量大，比如菲律宾，一共做了40多个项目，加起来的减排量还不到60万吨。而中国内蒙古一个300兆瓦的风电项目减排量就达70万吨。”

　　杨智良也告诉记者：“仅云南、四川、湖南三省的项目数量就达七八百个，有的小国家可能一共才有十几个项目。而且，中国项目比较规范，容易跟国际接轨。目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的也就是印度和巴西。”

　　看到CDM带来的收益，国内很多企业都成立了CDM部门，一些中介机构也纷纷抢食这块蛋糕。但由于CDM项目开发周期都比较长，注册手续繁琐，一个项目的注册时间顺利的话也要两年，拿到钱最短也要三年；而且，CDM机构都不是很大，三四十人的公司就算大的，有些小公司只做了几个项目甚至一两个项目就做不下去了。杨智良告诉记者：“经过几年的沉淀，国内像湖南、甘肃的CDM中心做得还比较好，其他省市的CDM中心后来几乎都烟消云散了。现在国内CDM机构能剩下五分之一就不错了，原来CDM项目火的时候，公司天天都有好几拨外国人过来，现在一周也没有一个外国人来。”

　　有些中介机构在经过了几年的运作后，刚刚到收获期，时间已经到了2008年、2009年，距离《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结束的2012年越来越近。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无果而终，加深了人对CDM行业的悲观情绪，CDM项目在2012年之后是否还存在，完全取决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谈判。由于CDM项目耗时良多，加上对未来前景的悲观，国内小的中介机构纷纷退出了CDM市场。做得比较好的机构尽管项目不少，但也始终在忐忑中等待着2012年“大限”的来临。

　　CDM遭遇历史低谷

　　在运作初期，大家都认为CDM是天上掉“馅饼”的项目，在对整个程序不太了解的情况下，纷纷盲目进入。但真正进入到这个行业后才发现，其实很难做，没有一定意志力很难在CDM业做下去。杨智良告诉记者：“的技术人员为一个项目投入两三年时间，最后可能因为政策、市场或其他原因，项目注册失败了。每到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嚎啕大哭。而且手上的其他项目，也许是同样的结果，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既然进来了，只能硬着头皮做下去。当然，一旦项目签发下来，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杨智良也给记者讲述了他在运作项目过程中的酸甜苦辣。由武汉凯迪电力(000939,股吧)和圣农公司合资成立的凯圣生物质发电厂，是利用圣农养鸡场的废料——稻壳和鸡粪的混合物为燃料发电，这种利用生物质能发电产生的二氧化碳是可以不计算的。这个项目一年的减排量是19万吨，买家是日本大型电力公司——东京电力。

　　由于利用鸡粪发电申请CDM项目在国内属首例，没有现成的方法学可以参考。在做了方法学偏移后，项目两年后在国内通过了注册。但递到东京的第三方审核机构后，半年都没有音讯，后来只好投诉，又经过了半年时间终于有了最后的结论。整个项目经过了三年时间才注册下来。正当武汉凯迪和整个项目组认为大功告成之时，日本发生了核泄漏，事故殃及项目的买家——东京电力，当时，东京电力要破产的传闻不胫而走。大家都在担心三年的心血可能要白费。绝望之时，东京电力还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按期支付了项目费用。

　　其实，国内CDM项目的注册过程很多都是一波三折，杨智良感叹：“项目开始时，业主都比较配合，到了一定阶段，业主对项目熟悉了以后，就会讲很多条件。等双方磨合得差不多了，国际市场上又发生了方法学的变化或技术上的变化。等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欧债危机来了，买家又没钱了。”

　　近半年来，CDM项目所产生的CERs（温室气体核证减排量）价格跌至每吨5欧元左右的历史低点。中国大量CDM项目面临买家变脸的风险。钱国强表示：“这跟供求失衡有关，欧洲的需求量有限，再加上欧洲、美国的经济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越来越把CDM看作是一种援助项目，积极性越来越差。”

　　杨智良认为：“其实，碳市场与股市差不多，都是做金融产品，碳市场价格下跌，跟碳市场本身关系不大，跟实体经济不景气有关。2009年金融危机时，碳交易也是一落千丈，当时像花旗银行、世界银行都撤出了碳市场。”

　　碳市场价格走低，严重影响了国内CDM项目的实施。近两个月来，国外很多买家提出中止项目，或者提出各种条件，如果这些条件达不到，买家就解除合同。郑照宁介绍说：“每一个CDM项目都有上百页的条款，之前包括业主、中介机构、律师都不会注意那么多条款，以前市场好的时候，买家从来没用过这些条款。现在价格跌了，买家怕赚不到钱，所以启动这些条款来达到中止合同的目的。”

　　就在德班气候大会期间，国内很多CDM项目业主都遇到了这个问题，给企业造成了较大的损失。郑照宁举例说：“一个风电CDM项目之前的价格是10.5欧元，现在的浮动价格只有4.54欧元，1吨减排量就损失6欧元，相当于1吨减排量要损失50元人民币，一个10万吨的风电项目就要损失500万元。”

　　买家变脸是近期国内CDM项目遭遇的普遍现象。之前，发改委规定了国内CDM项目申请中的碳交易底价，化工类项目最低价为8欧元/吨，可再生类项目最低价为10欧元/吨。杨智良对记者说：“现在买卖双方只能坐下来谈判，按照国内之前的保底价，买家要想变动价格也不是那么容易，大家都在以一种拖而未决的方式处理。”

　　探索减排新盈利模式

　　德班大会期间，各方都在时时刻刻关注大会的进程，中国由于是CDM项目的主要卖方市场，更加关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实施。应该说，德班会议的结果还是让各方人士松了一口气。此前，以承接和咨询CDM项目的中介机构也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一旦《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不存在了，他也会在2012年前把能注册的项目都注册上，因为只要是2012年12月31日前注册的项目，在2012年以后产生的减排量也是可以交易的。但2013年以后的新项目可能就没有人接了。

　　德班会议决定实施《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给CDM行业带来了新希望，至少他不用在2012年以后转行去做别的了。但是，即使有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CDM的行业形势也不会像以前一样。第二承诺期只是各国的一种共识和政治上的承诺，最后执行下去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钱国强认为：“第二承诺期应该是打了折扣的，像俄罗斯、日本已经明确宣布要退出《京都议定书》，加拿大近日已经正式退出了。第二承诺期参加的国家肯定比以前少了。”

　　而且，CERs（温室气体核证减排量）的主要需求方——欧盟规定2012年以后只无条件接受来自最不发达国家的CDM项目，是否接受发展中国家的CDM项目，现在看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虽然德班会议是一个积极信号，但欧洲的政策是否会松动，还要观察。

　　郑照宁认为：“估计国内CDM行业在2013年以前都会比较低迷，2014年能有一定起色就不错了。真正火起来应该要到2020年，也就是中国真正参与减排的时候。”

　　不过，2012年以后还会有新的市场可以开拓，比如澳大利亚2015年会启动碳交易市场，韩国也会在2012年通过碳交易立法，这些国家将成为新的CDM出口市场。包括日本，虽然它不参加《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但日本在减排方面有一些新的机制。日本与中国、越南、菲律宾、印度、秘鲁和泰国国家间签署了合作减排项目，通过技术转让使海外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部分能算入日本的减排量。所以，未来日本用技术来与中国交换减排量也是有可能的。

　　钱国强表示：“2013年至2020年，全球CDM肯定会有一个逐步退出的机制，所以国内也要建立碳交易机制。”郑照宁认为：“如果发改委的《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管理办法》能尽快得到国务院批准，国内碳交易市场应该能做起来，但相关政策在短时间内无法出台的话，对于国内CDM行业肯定会有影响，一些中介机构、管理公司会减少，一些公司可能会转行。”

　　尽管《京都议定书》给了国CDM行业一个缓冲的时间，但今后CDM项目肯定会在技术层面有比较大的变化。杨智良表示：“其实CDM技术层面的问题从2008年开始就在变化，比如，原来有6种温室气体项目都可以申请，最早做了很多氢氟碳化合物（HFC3）的项目，后来逐渐被限制了；还有一些余热发电项目，也随着技术基准线的变化逐渐淡出了市场。”

　　未来，无论是CDM项目类型还是减排的计算方法上，都可能发生变化。比如，以前是按项目减排，今后可能会按行业减排；以前能做的项目今后可能不能做了，但以前不能做的项目可能今后就能做了；还有，项目的计算方法、碳交易的方式，等等，今后都可能发生变化。

　　应该说，2012年以后，一些技术比较先进的企业在CDM领域会有比较多的机会，杨智良认为：“像小水电项目就比较稳定，技术也相对成熟，注册成CDM项目后，发电量、减排量和预期收益都比较稳定，未来，小水电应该还是被看好的项目。另外，一些新的节能技术，比如太阳能、电动汽车、洁净煤等领域都会有一些新的减排方式，这些都是未来CDM的热点。”

　　接下来无论国际碳交易市场如何惨淡，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碳减排是一个大的趋势，国内企业应该在碳交易之外拓展新业务。杨智良告诉记者：“未来在碳核算、碳税方面都会对企业有一定的要求，企业要对碳资产进行管理，每个企业都会要求出一套碳资产的报表。所以，作为CDM中介机构，可以为企业做碳核算的服务、碳资产的管理。或者向个人卖一些环保产品，向企业提供环保技术的转让平台，等等，CDM行业肯定要有新的盈利模式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