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着低碳生态方向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大多数城市的选择，在突破原有旧观念和体制的大胆尝试下，各个领域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生态城市不仅昭示着未来城市的发展需求，而且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国家的政治理念也发生着转变。转变意味着多重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来源于混乱的概念，更来自于模糊的建设路径和偏差的实践标准，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深度分析和梳理。
生态城市的选择带来了巨大变化
近年来，中国的空气、水和土壤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保守估计，全国大约有1/3的地区都受到了雾霾的影响，有90%的地下水都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已经达到了1/5……究其原因，人祸难辞其咎。人祸具体指错误的城市发展模式，城市不是精明增长，而是愚蠢增长。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看到在如火如荼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以生态城市作为发展方向和目标，从被动接受引导，到主动选择生态城市发展路径。
这其中，中国的政治环境的转变成为了首要驱动力。具体体现了“顺势而为，因势而谋”的理念。“势”表现在外部的推力及内部的动力。所谓外部的推力是指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于西方的生态革命和环境保护运动，现在由联合国主导，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的理念。中国政府“顺势而为”积极加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国际公约。2009年，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中国的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45%。这个目标定得非常高，按现在中国每年的GDP增长速度为8%倒推，到2020年，年均二氧化碳排放允许增长速度不能超过7.3%，完成目标是非常大的挑战。这意味着中国必须进行结构调整，即从注重数量转向注重质量。
基于此，“十二五”规划纲要中34处提到了节能，9处提到了减排，11处提到了绿色;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17处提到了生态文明，这充分表达了我们政府的政治取向已经发生变化。
十八大“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提出后，地方政府积极响应，这从多家单位去年联合开展的“生态文明·美丽城市”中国城市访谈录活动中可见一斑：各地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地方政府表现出巨大的诚意与旺盛的精力，欲全面开展城市的生态规划与建设。访谈中多位市长反复强调“生态立市”的理念，表示“不仅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在走访的每一座城市的未来发展规划中，生态发展理念清晰可见。
中央各职能部门关注的重点也发生了改变。住建部提出“低碳生态城市”的概念，主导城市规划向低碳生态方向发展，还设立了“人居环境奖”、“生态园林城市”等评比;环保部提出“生态城市”概念，从环境与生态角度切入，主导生态城市建设;国家发改委在全国设立“低碳城市”试点，从节能减排和产业规划角度指导全国低碳省市创建工作。中央各部委关注重点的转变反映了我们向“生态文明.美丽城市”迈进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一点很好。但我希望各部门协调好关系，明确分工合作。我不希望低碳生态发展成为各部门争夺话语权，争取行政权力和项目经费的工具。我们搞生态城市建设的最终目的不是“利己”，而是“利他”，希望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能真正有利于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质量，有利于世界向好的方向发展。
生态城市发展要选择“精明”路径
从学术角度来看，在全球范围内，“生态城市”的概念目前还不统一，生态城市的发展路径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但生态城市的内涵大家有一种共识——即经济、社会、环境、资源都应该是可持续的。毫无疑问，生态城市作为一种城市理想，它应该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
我们探索生态城市的发展路径，应该先设定目标，即目标导向。但光是目标明确还不够，中国有独特的国情区情市情，在具体实施中还会遇到各种问题，即问题导向。这就要求我们把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结合起来。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提倡“精明城镇化”的理念，我们通过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提出精明城镇化的15条路径供参考：保护资源与生态环境;紧凑宜居的规划设计;土地适度混合利用;适合步行的社区、建设有特色有活力的城市和社区;绿色交通;住房保障;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发展决策具有预见性、公平性和成本效益性;绿色建筑;城乡统筹;低碳型规划与发展;城市公共安全;智慧城市;循环经济。这些路径多是总体规划层面的，具体要对这些路径进一步细化分解，落实到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之中，，这应该是重点。
目前，全国各地生态城市建设的实践热潮为兄弟城市之间架起了彼此交流学习的桥梁。可以看到，类似“生态文明·美丽城市”中国城市访谈录这样的项目正在做方向性的努力。这类项目总结了城市规划建设的优秀经验，并借城市建设的实践者(市长)之言，归纳出具有代表性和可复制性的城市生态建设实施细则。在生态文明起步之时，我们应更注重对本土经验的推广和借鉴。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中国项目致力于推动“低碳精明增长法则”在中国的实践，我们正致力于将中国城市规划建设领域“小而美”的实践项目收集起来，从中提炼和总结可行的行动方案，为市长们的实践提供参考。所谓“众志成城”、“集腋成裘”。事实上，中国目前急需更多类似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国内与国际组织分享生态城市建设经验，建立合作交流平台，传播低碳生态理念，探寻适合每一座城市自身的“精明”路径。
政绩观：由“小康”到“美丽”
城市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若没有制度上的驱动力，即便拥有完善的理论与规划模型，“美丽城市”的蓝图再美也很容易被束之高阁，成为点缀与摆设。
2013年12月9日，中组部向全国发出重要通知——《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正式宣布改革中国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政绩考核办法。在这份最新的中组部考核干部办法里提出“不再以GDP论英雄”。这为城市从经济到生态的集中转型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中国的GDP核算是从1985年开始的，当时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当时的一切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过境迁，29年之后的今天，中央政府提出将绿色指标、民生指标纳入官员考核体系，减少GDP所占权重，这是“顺势而为”的正确决定。现在的问题是：中央和地方是否能尽快出台“生态考核”的细则?是否能真正按规定实施?
在中国，我们制定了很多好的规定，但真正落实起来却很难。例如：城市规划中对环境保护的要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关于绿色GDP我们也提出了好多年，但实施效果还是不容乐观。“唯GDP论”在中国几乎已成为一种决策惯性。新加坡国立大学邓永恒教授对中国283个城市的书记、市长近10年的政绩升迁进行了统计，他的结论是中国的“绿色官员”升迁很难。在这些官员的任期内，GDP每增加0.3%，他们的升迁概率会增加8%。而长期把钱花在民生环保上的官员的升迁概率是负值。这与西方国家正好相反，西方国家把绿色环保作为很重要的考核指标，即使当有些官员在任的时候GDP出现了负值，只要得到市民拥护，仍然可以得到升迁。
由“唯GDP”到“绿色GDP”评判标尺的过渡，就是由“小康中国”到“美丽中国”的华丽转身。希望中国官员尽快适应新的游戏规则(这种规则可能比以前更具有挑战性)，希望中国的增长基于自身创造的“精明”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