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2014年即将度过。这一年，能源行业发生了很多值得我们回望的事：从国家领导人提纲挈领提出推动能源革命的表态，到相关部委落实政策的密集出台；从国内光伏企业转战海外面对不公的奋起抗争，到核电领域自主创新走出国门的足够豪迈；从中俄签署世纪大单的大手笔，到“税价同调”的短平快；从APEC《北京宣言》的共同签订，到原油期货上市工作已进入实质性的推进阶段……这些无不意味着中国正在以越来越成熟、自信的姿态出现于世界舞台。
内外形势倒逼绿色转型
在不久前刚结束的APEC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正式场合两次提及”能源革命”，一次是11月9日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一次是在11月11日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开幕辞中。
在政策层面之外，国内外当前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也催生了电能替代和绿色消费转型的加速推进。
从国际的动向上看，能源低碳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作为绿色发展先锋的欧盟，已经从法律体系、市场组织、技术变革中把低碳化做到全球领先的地位。同样，美国现在也紧随其后，逐步发展。
但从我国的发展现状来看，经济也进入深度调整期，能源发展将从过去十年的数量扩张型转变为调整结构为主，其中，能源替代尤为重要。因为当下全球能源的发展趋势是以人为主，让规模扩张的能源发展受到生态发展的制约。但在中国无论是水、土地、环境、植被已经达到了负荷的极限。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还在卖地、扩建，环境恢复空间没有留出来，反而还在被继续侵占。这和国际发展的大趋势极为不符，因此需要调整思路，有一个积极的措施。
从国内的现实情况看，逐渐严重的雾霾也让人们关注绿色转型。因为雾霾已经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是整个中国中东部的问题。
公开资料显示，大气污染在1961至1965年基本没有出现，当时空气好的时候能见度能达到20公里，但到1975年左右，能见度开始然后慢慢变差。到1991年到1995年，已经有很多地方的空气基本上见不到15公里外了。而在进入本世纪以来，大气污染的态势逐年严重。
当下，除了西藏和某些时候的青海，其他地方都不同程度都受到污染。所以，即便东部把污染企业转移到中西部去，实际上也已经没有多大空间，治理污染期望完全靠产业转移已经不行，仅靠控制终端消费也完全不行，最重要的是减少煤炭消费总量。
推动能源革命强化源头治理
雾霾来袭、水体污染、土壤侵蚀……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成为困扰政府和公众的难题。在经济“新常态”下，公众对于清风蓝天的期盼，正成为巨大推动力，引领着发展方式的转变、能源革命和治污长效机制的构建，节能减排、环境治理的“攻坚战”进入新的阶段。
与能源生产消费相关的排放是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伴随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快速增长，环境污染问题不断凸显。”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周大地说，我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开发利用方式粗放。
当前，我国50%的煤炭用于发电，为推动煤炭清洁利用，我国在今年9月出台《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年）》。这是我国从能源生产消费入手，强化环境源头治理的重要举措。
2014年以来，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优化能源结构成为重中之重。
篇幅近万字、规划时间跨度6年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日前出台。行动计划明确，到202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8亿吨标准煤左右，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42亿吨左右。
在能源结构优化方面，行动计划将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放在重要位置，明确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天然气比重达到10%以上。同时，水电、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更加明确，新能源战略脉络清晰可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第三研究室主任王金照说，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的出台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将成为我国优化能源结构、促进节能减排的“先手棋”。
改革步入深水区
能源革命，无疑是今年能源界最为热门的热词。
自2013年6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首次提出“能源革命”的概念后，不同背景、不同专业、不同利益诉求的群体和个人就对“能源革命”展开了不同的阐释。
“能源体制今年没有改革，明年应该会有。”能源学者林伯强这样说道。
林伯强认为，当前煤炭行业增速放缓，煤炭产能大幅过剩，煤炭价格急剧下跌，此时将煤炭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恰逢其时。同样“难产”多年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新方案也传出消息，已于2014年8月修订完毕，即将出台。
可再生能源电价高，缺乏市场竞争力，必须依靠配额制将发展可再生能源规定为电力公司的法定义务，才能保障其发展。但是，作为《可再生能源法》的核心内容，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多年来一直未能强制实行。尤其让风能界人士不能接受的是，由于电力体制改革未有实质性进展，大面积弃风限电成为风能界难以言说的痛。
不过，11月初深圳输配电改革试点又再次燃起了人们对电改的希望。据了解，此次深圳的输配电价改革，将改变现行电网依靠买电、卖电获取购销差价收入的盈利模式，电网运营成本将被合理确定，形成独立的输配电价。在独立输配电价体系建成后，还将积极推进发电侧和销售侧电价市场化，打破电网垄断电力销售的格局。
近日，多个消息称，新电改方案已经上报相关部门，有望年底出台。据悉，该方案将在深圳试点的基础上再进一步。“预计真正能破除电网垄断的电改将在2015年实质性铺开。”一位业内人士在接权威媒体采访时说。
油价持续大跌会让新能源感冒吗
而当新能源发展势头愈燃愈旺之时，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下跌，会否为新能源兜头浇下一盆冷水？
2014年的11月，对于国际能源而言，原油价格的暴跌成为最重要的事件。仅仅一个月时间，国际原油价格就下跌25%。11月27日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放弃“减产保价”，至11月28日，美国西得克萨斯轻质原油（WTI）价格与26日收盘价相比，暴跌近10%，跌破67美元/桶，创5年新低。
令人不可忽视的是，可再生能源的兴衰，实际上和油价波动息息相关。新能源经贸观察人士刘丰分析，时下的原油价格大跌，也有人提出可能会影响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发展的警告。“毕竟，由于技术的制约，这些新能源的价格还是偏高。大量新能源的接入，也会对现有的能源系统稳定与安全产生影响。”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刘毅军认为，这种影响要从更长的时间来分析判断，因为产能的形成与整体的需求有关，油价的长期价格才会影响投资，短期会影响市场。“如果国际油价在一两年的长期时间里，低于90美元，那可能会对新能源市场造成影响了。”
分析油价下跌的原因，刘毅军说，这其中除了外围经济形势的影响，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美国非常规资源，“美国的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是有成本的，其产能的释放到一定程度会加以收缩，油价的回升最终也会有赖于全球经济的回升，这些都需要一个长期的时间来观察。”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高耗能高污染行业退出市场，新能源发展已是势在必行。“这是有市场需求的，不只是受油价影响。”刘毅军称，随着环境税的开征等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从长远来看，中国清洁能源的市场和机会是大可预期的。
205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有望主导电力系统
日前，中国、丹麦可再生能源发展项目发布《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路线图2050》研究报告，提出2020年、2030年、2050年国内可再生能源高比例发展情景，2050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有望主宰电力系统。
发改委能源所副所长王仲颖介绍，按照研究设计的情景，电力占整个终端能源消费60%以上，电力供应中非化石能源发展占比达到91%，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达到86%。如果以上目标能够实现，我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重金属的各种污染物排放量将低于1980年的排放水平。
在风电发展规划上，根据项目研究，在基本情景下预计2020年风电装机2亿千瓦，2030年4亿千瓦，2050年10亿千瓦；在积极情景下预计2020年风电装机3亿千瓦，2030年12亿千瓦，2050年20亿千瓦。
报告认为，我国风能资源潜力在30亿千瓦以上，在现有风电技术条件下，足够支撑20亿千瓦以上风电装机。到2050年，在基本情景下，风电累计投资12万亿元（2010年价格）；在积极情景下，风电累计投资24.5万亿元（2010年价格）。
在发展路线上，2020年前，积极有序开发陆上风电，开展近海风电示范；2021-2030年，陆上、海上风电并重发展，并开展远海风电示范；2031-2050年，实现在东中西部陆上风电和近海风电的全面发展。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副主任高虎说：“总的来看，我们国家风能资源足够支撑我们大规模风能发展的目标。国家也规划了九个千万千瓦级的风电级别，布局在三北和沿海地区。我们对七大基地各个时间节点发展做了研究，结论是七个基地经济可开发量可以达到10亿千瓦以上。”
在太阳能发展规划上，基本情景下预计2020年光伏发电装机1亿千瓦，2030年4亿千瓦，2050年10亿千瓦；在积极情景下预计，2020年光伏发电装机2亿千瓦，2030年8亿千瓦，2050年20亿千瓦。
而在光伏发电中，分布式光伏市场份额将逐渐扩大，近中期内将和地面电站开发持平；中远期看，分布式光伏受建筑资源饱和的限制而趋于市场稳定。集中式光伏电站将由于足够的荒漠戈壁资源、电网建设和消纳能力的加强而更具强劲开发潜力。
除此外，项目组特别注重发展生物质能（以剩余物和废弃物作为原材料）。目前，我国生物质能利用量只有10%。按照发展路线图，预计未来生物质能源资源将达到6亿吨标准煤左右，2050年生物质能产业将提供超过3亿吨标准煤的产品替代化石能源，拉动投资1.56万亿元。
目前，发展可再生能源已经是国家的战略选择。近期国务院印发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提出“绿色低碳”的发展战略，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提高到20%左右。
“在发展清洁能源上，我们想的不是技术问题，更多的应该是利益问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适应可再生能源特点的电力运行管理体系，没有建立起优先利用可再生能源的理念和意识。”史立山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