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缓解能源压力、改善环境、促进农民增收”三道光环之下，生物质颗粒机能源产业近年来受到各国政府的青睐，许多国家将新技术与本国特色相结合，走出发展特色生物质颗粒机能源的道路。比如美国加快了生物燃油替代石油的步伐，提出“25×25”和“30×30”口号，即到2025年用25%的生物燃油替代25%的石油，到2030年用30%的生物燃油替代30%的石油。
我国也在不断探索符合国情的生物质能源发展之路。我国生物质资源十分丰富，但由于资源较为分散、收集运输手段较为落后，适合大农业的大规模能源化利用技术在当前并不合适，开发适合我国农业特点的中小型生物质能源化利用技术，灵活高效地利用农业废弃物，无疑应成为优先途径。可喜的是，我国科学家开发出了适合国情的农业废弃物气化发电系统。
当前，生物质能技术的产业化道路走得还不尽如人意，困难更多存在于技术之外，如生物质的收集管理模式没有建立、相关扶持政策还不完善等。为了给生物质能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我国近年来制定了一系列有力政策。《可再生能源法》的实施为生物质电力的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机遇。国家发改委规定，在各地火电的标杆价的基数上，增加0.25元/千瓦时作为生物质电力收购价。国务院办公厅去年发出《关于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意见》，要求到2015年基本建立秸秆收集体系，基本形成布局合理、多元利用的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格局，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80%。在一系列政策法规的支持下，我国农村生物质能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然而我们离目标仍然很远。根据国家发改委2007年发布的《国家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20年，我国生物质发电将达到3000万千瓦。要实现这个目标，除了自身的不懈探索，我们还应借鉴他人的宝贵经验。发展农村生物质能源离不开有效的经济激励政策，这是国外开发生物质能源的重要经验。据测算，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国家提供100亿元左右的投资补贴，可带动750亿元的产业投资，形成550亿元的年产值，提供15万个农村就业岗位;设立每年100亿元左右的秸秆补贴基金，可为5000万人口提供清洁的生活能源，为农民带来200亿元的新增收入，减少50亿吨的石油进口，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亿吨以上，直接减排效益达数百亿元。
“应该把农村的资源、农村的能源和农村的发展结合起来。”中科院广州能源所所长吴创之的话引人深思。对于生物质颗粒机能源这一利国利民的新兴事物，只要我们有信心、有魄力，随着技术进步不断地创新发展模式、不断地跟进配套政策，一定能够早日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生物质能源利用模式，推进节能减排和农村发展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