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英国迪奇利基金会组织的“气候柔道：如何将新冠疫情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的影响转化为对气候变化的有效行动？”高端会议于2021年2月25-26日线上举行。美国总统气候特使、原国务卿约翰·克里应邀在第一场大会发言。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卓越教授，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中祥应邀在第二场大会（印太视角）发言。
克里国务卿在发言中谈到，中美竞争并不排除与中国在气候领域的合作。中国将燃煤电厂纳入“一带一路”倡议造成环境问题是令人关注的领域。在提问环节，张中祥表达了他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张中祥：国务卿克里提到的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建造燃煤电厂造成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的确政客和西方主要媒体非常关注这个问题，甚至经常拿这事指责中国。中国或中国企业要特别注意海外投资和国家发展援助可能带来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就如同在国内投资也要重视这些问题一样。但我们必须客观、多视角地看待这个问题。
首先，每个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尤其是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还处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阶段，更多还是考虑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如何发展的问题。另外，每个国家环境容量也不一样，不可能对环境容量大的地区与环境脆弱的地区同样要求。更不可能强求一些发展中国家在面临解决吃饭问题时就把过多资源投到环境问题方面，当然我们可以善意倡议在发展中注意环境问题。
第二，虽然中国为境外燃煤电厂提供了巨量融资，但并不是中国的贷款政策对技术倾向性造成的。中国对境外基础设施项目贷款政策并没有技术取向，是中性的，无论是电力项目还是非电力项目，燃煤电厂还是非燃煤电厂，贷款政策并没有区别。中国做法更多是市场机制使然和接受国的偏好。比如，中巴经济走廊煤电项目更多是巴基斯坦倾向煤电项目，因为巴方认为煤电项目既可以减少石油进口，又可以比较快地解决电力短缺，促进经济发展。
第三，中国燃煤电厂高效低污染，代表了世界最先进水平。中国在境外的燃煤电厂与中国国内同规模的燃煤电厂一样高效，并没有把落后的技术输出到国外。而且，中国还与环境标准要求更高的多边金融机构在中巴经济走廊和其他“一路一带”沿线国家支持了大量绿色金融的融资项目。
第四，社会资本流向尽管可引导，但更多是市场行为，不过中美两国可在公共资金向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开展合作。拜登竞选总统时提出的清洁能源革命和环境正义计划，强调美国完全禁止公共资金支持境外火电融资，同时阻止中国补贴煤炭出口和外包碳污染。拜登将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实施国中组建一个统一战线，要求中国对高标准的环境要求负责、决不允许中国将污染外包给其他国家。中国政府已认识到应以具有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包容性的方式引导公共融资流向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中国承诺将强化绿色低碳政策规定，严控公共投资流向国内外高污染和高碳排放的项目。这一政策严厉程度取决于对公共投资的定义和承诺适用的范围以及是否能够得到严格执行等关键因素。比如，哪些项目不能再接受公共投资？满足什么技术条件境外燃煤电厂可获得公共投资？对哪类受惠国可例外？不过，在还没有形成共识之前，对公共资金支持境外火电融资，中国做法比较务实，但这更多是市场机制使然，而不是特定产业政策的助推和保护。
克里表示，应当考虑对环境更友好的投资和技术，而不是仅仅考虑做什么更方便简单。美国愿意与中国合作，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合作与共同努力有可能也有益于对其他真正关切和冲突带来正向溢出。
张中祥，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卓越教授，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