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海量的资金需求和资金池，当务之急是构建支持新能源发展的金融体系，实现产融结合。
面对当前和未来巨大的新能源资产市场和资本市场，怎样做好融资，如何使资产流动起来，并实现保值增值，是当前新能源行业面临的重大课题。在2022年11月18日首届新能源资产管理大会上，来自新能源、金融和研究咨询机构的代表，共同研讨交流了世界前沿新能源资产管理理念与技术、实践经验，为行业发展提供更为高效具体的参考路径。
亟需构建支持新能源发展的金融体系
随着国家加快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新能源产业迎来了历史性发展机遇期，这必将带来一系列投资需求和机会。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预测，2022―2026年全球风电将新增装机5.6亿千瓦。由丹麦、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和全球风能理事会共同发起成立的全球海上风电联盟（GOWA）提出，到2030年全球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将不少于3.8亿千瓦，到2050年不少于20亿千瓦。
中国国内市场基本占据全球的半壁江山。2022年，中国风电招标量有望超过1亿千瓦。预计到“十四五”末，中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将超5亿千瓦，其中，海上风电为1亿千瓦。此外，国际市场将成为中国风电产业的重要增量市场。
根据对上市公司市值的初步统计，截至2022年11月17日，风电、光伏、储能、特高压输电四大行业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8.2万亿元，占A股三大股指总市值的9%。其中，核心大型企业超过180家。未来30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将比目前水平扩大10倍，相应的二级市场资产规模也有巨大的空间。到2050年，预计中国风光发电项目累计将带来21万亿元的投资，若算上拉动的储能投资、输电通道投资、电制氢投资，总投资将超过50万亿元。再加上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等终端用能电气化等零碳产业，规模有望达到百万亿量级。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CWEA）秘书长、世界风能协会副主席、鉴衡认证中心主任秦海岩表示，面对海量的资金需求和资金池，当务之急是构建支持新能源发展的金融体系，实现产融结合，包括：增加资产透明化，标准化，减少不确定性；提高资产风险的识别与管控能力水平，创新完善保险机制和产品，合理转移风险。这需要构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新能源行业、金融投资行业、保险行业的共同努力。
绿色金融为新能源融资提供多种保障
《“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已经将“完善可再生能源绿色金融体系”，作为“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关键保障措施之一。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表示，绿色金融是为绿色或有环境效益项目提供的投融资服务。中国在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方面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建立起三大标准：绿色信贷的界定标准、绿色债券的界定标准和绿色产业目录。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绿色信贷市场之一，除绿色基金外，还有很多创新的绿色金融产品。2021年，全国统一强制碳交易市场成立后，已有不少企业用碳资产进行了金融运作。北京绿色交易所总经理、北京绿色金融协会秘书长梅德文表示，碳市场是国际市场机制或国际金融手段，通过建立国际统一的碳定价体系，发挥其金融引导作用。与欧盟碳市场相比，中国碳市场在规模、价格、流动性、投融资功能上还有一定差距。不过，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以制造业为主，能源结构以煤为主，金融机构以银行业为主，碳市场处于这样的发展阶段与水平是可以理解的。
未来，八大高耗能行业全部进入我国强制碳市场后，配额会达到70亿~80亿吨，是欧盟碳市场的5倍以上。如果中国强制碳市场循序渐进地实现金融化，交易量与交易金额可能会分别超过600亿吨与10万亿元。因此，如果80亿吨碳中有5%可以通过采购抵销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将能够创造出4亿吨的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规模。若以200元/吨碳价计算，交易金额可达800亿元。
碳市场，特别是自愿碳市场对于碳中和具有重大的溢出效应、激励机制。要对中国超过100亿吨的碳排放进行中和，同时将新能源产业体系发展得技术更高、速度更快、实力更强，就必须大力发展碳市场。如果中国能够将碳市场做大、做强，就可以以最低成本与最高效率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此外，欧洲能源交易所（EEX）、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新加坡气候影响力交易所（CIX）、阿布扎比全球市场（ADGM）、香港交易所（HKEX）都推出了面向全球的碳信用标准合约产品。梅德文表示，如果中国企业在海外拥有新能源资产，可以通过开发碳资产在上述市场中交易，获得收益。
在国际合作方面，马骏介绍道，中国积极参与一系列国际合作机制。例如，发起二十国集团（G20）绿色金融研究组，推出G20可持续金融路线图；发起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推动不同地区绿色标准的可比性、兼容性和一致性，使共同分类目录成为推动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绿色金融资金流更加顺畅地流动的重要工具；《“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机制涵盖40多家全球和地区大型机构，这些机构管理着40多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78万亿元），都承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更多绿色低碳项目的投资。GIP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机构参与进来，进行能力建设，为对接当地的绿色项目和国际资金创造更加顺畅的渠道。
制定适合企业发展的融资策略
宏观上，政府建设和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开发和引入多种金融工具，为包括新能源在内的绿色产业提供多种投融资渠道。那么，具体到新能源行业的投融资，企业则有着更为深切的体验。
对此，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嘉泽新能”）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杨宁分析，新能源发电行业是重资产行业，也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反映到财务上的基本特征是资产负债率高，初始投资金额大，融资金额占比大，投资的回收期比较长。以风电为例，一个风电场的投资回收期通常在8~10年。目前，补贴项目的现金流与正常还本付息的现金流存在时间错配，这也加大了新能源发电企业的资金流动性风险。
目前，新能源行业主流的融资方式包括银行信贷、融资租赁、公司债券、股权融资、可转换债券、产业基金，以及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产品。这些融资方式各有差异。以嘉泽新能的实践经验来看，风电、光伏属于绿色产业，比较容易获得银行的政策性鼓励和支持，融资成本偏低，但审核比较复杂，对民营企业要求比较苛刻。融资租赁的优势是决策快，方案灵活，但相对银行信贷来说成本较高。股权融资要求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可以为企业补充资本金，但同样审核严格周期长。产业基金募集规模大，杠杆效应显著，成本高。可转债债务成本低，但审核严程序复杂，同时，转股会稀释股权。REITs将重资产轻资产化，强制现金出资，份额锁定期限长，非常适合高速公路、产业园区等没有流动性的项目。
新能源发电资产的估值对上市企业的市值、融资的影响非常大。从融资者的角度来看，每一项新能源资产在融资时，都会将金额、价格利率水平、期限、资本金比例、还本付息方案设计等多种基本因素综合起来进行考量。不过，作为一个企业的财务管理者，仅仅给出一个最优的融资方案是远远不够的。杨宁强调，要明确企业的性质和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根据需求变化制定不同的融资方式。同时，应结合企业的发展战略，考虑未来3~5年的发展目标，甚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战略。
需要提及的是，高资产负债率几乎是新能源行业的常态。作为融资人，应善于引导投资人解读资产负债率的指标，能看清背后的实质和真正的情况。即使项目资产负债率达到70%~80%，风险仍是可控的。因为新能源发电行业的电场类似于具有固定收益的金融产品，电价和运营期限是固定的，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相对稳定。因此，在电场投运或拿到批复时，就能够预见未来20~25年的稳定现金流。以此为基础去做融资方案，基本上能够保证自身产生的现金流完全覆盖其负债所造成的现金流支出。此外，投资界普遍认同的理念是投资组合，分散风险。这一点在新能源的融资中同样适用，不同融资机构组合，不同融资方式、融资产品的组合，能够分散风险。
如今，新能源发电行业的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金融机构投资人开始对新能源市场有了全新的认识。此外，随着新能源技术的提升、投资成本的下降，项目资产的收益率在提升。这种形势下，新能源行业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投资领域，它的估值水平正在逐步提升，这对行业融资而言是很有利的一件事。
增加资产价值确定性，增强资产流动性
中国新能源资产管理市场保持蓬勃发展态势，做好新能源资产管理是中国新能源行业保持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天诚同创总经理、天润新能副总经理胡江认为，资产只有在流动过程中才能最大程度地显现其价值。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资产的流动性不足，体现出财务投资人对资产价值不确定性的担忧，也是行业投资面临的三大痛点：收益不确定，电价风险管理难，技术门槛高、更新快。
为实现新能源资产管理行业的健康发展，让更多资本参与其中，胡江建议，需要具备投资、技术与服务三重视角，以实现资产流动性价值为目标，识别并消除转化投资风险，将新能源资产转化为成熟、高流动性标的，为财务投资人参与投资提供充分的动力。
首先，面对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资产管理方应在投资评估的参数选取阶段尽早介入，运用其产业经验，在电价预测、电量预测、资产运营模式及成本管理方面给予财务投资人颗粒度更细的技术支持；提示财务投资人有关的政策辅助，例如“三免三减半”；帮助财务投资人应用好风险对冲工具。
其次，建设技术型交易能力，降低电价对新能源资产收益的不确定性影响。技术型交易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从搭建结算管理等基础交易能力，到建立计划经营管理等诊断性交易管理体系，再到建立负荷预测、电价预测等预测性能力，最终建成拥有多元预测模型、充分考虑风险因素、数字化赋能的量化交易体系。这是一条“难而正确”的道路，需要资产管理方提供更加灵活、快速响应的解决方案，为交易市场参与者赋能。
最后，好的资产管理应该始终以精益服务的视角，与财务投资人共享产业生态优势和技术优势，提供技术领先的数据治理和数字化手段。在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由数据资产指引工程师整合资源，降低非计划性工作，推动更多的技术和数据应用在现场管理、设备管理、成本管理和人员管理等方面，实现精益管理。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进程的推进，新能源的资产管理格局将呈现资产管理者多样化、资产管理场景多样化、资产管理技术专长多样化的特点。
提高投后管理能力，保障资产增值收益
“投后管理能力是新能源存量资产实际价值最重要的变量，应从运营属性和盈利本质出发，构建专业、体系化、创新与协同的资产管理能力，保障资产增值和稳健收益。”协合新能源集团CTO、北京协合运维风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陆一川结合工作实践经验，在会上表示。
陆一川认为，新能源资产价值一部分由资源属性即电站选址和设备选型决定，这是“先天基因”；另一部分则是由后天的运营能力决定，长达20余年的运营周期，也让新能源资产拥有了很强的运营属性。运营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如果简单地等效为搭积木，人为地将各部分功能割裂，将没有主体为最终的资产盈利性负责，即使做到局部优化，也无法避免整体上的损失。
为实现新能源资产生产期管理的利润最大化目标，运营方需要在通过发电获得现金流的过程中，确保运营成本（OPEX）和收入损失最小化。然而，支出和收入之间的各要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需要积累大量数据和长期的经验，具备健全的组织，才能建立起相当复杂的能力体系，既包括低事故安全保障能力和标准化质量运维能力，也涵盖代客交易获利能力，以及形成资产价值管理闭环的资产质量分析和寻优改进能力。可以说，传统大型中央电力企业过去近20年形成的这套复杂的投后管理能力系统，在员工、体系和管理上均继承了传统电力专业能力，且持续电价补贴政策给予了很高的试错成本空间，才逐步具备了应对超过千万千瓦级规模的新能源资产运营管理能力。
然而，目前面对传统电力管理体系和人才缺乏、时间不充裕、OPEX下降空间大幅收窄等现实难题，作为资产的投资者不得不考虑，行业持续降本前提下如何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陆一川结合协合运维15年新能源资产服务积累的经验与实践，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要具备体系化的资产投后管理能力，在投资者不具备分工优势的模块，确保可以满足其多样化的需求。同时，要像管理自己的资产一样管理其他投资者的资产，以业主视角提供管家式服务。
二是提升对数据资产的管理能力，加强对数据资产的洞察分析和使用，盘活并使之应用普遍化。
三是加强管理模式和关键技术的创新力，持续探索更高效率、更安全的资产投后管理技术手段和新模式，并将实践有效的创新进行产品化应用。
四是与投资者协同解决技术、管理、模式问题，并利用自身数据和经验优势帮助投资者改进开发、建设、投资决策等环节，形成完整的资产价值管理闭环，促进良好的产业生态循环。
随着新能源资产规模快速增长，运营能力对资产价值的影响也正在提升，今天的资产就是未来的现金流，需要专业的队伍全力保障，才能实现真正的价值。
提升度电盈利能力，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围绕新能源资产衍生出众多资产增值和管理方式，但无论如何，它们都离不开新能源实体资产质量的保障。为此，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新能源事业部副主任张晓朝结合多年的从业经验，从度电盈利能力的视角，分析了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以某陆上风电、光伏项目为例，决定新能源项目的好坏主要有几大因素：一是度电收入，即发电量乘以电价再除以总装机容量；二是度电成本，它的影响因素较多，但度电折旧费用、度电财务费用的高低是决定一个项目高质量与否的两大主要因素，这也与初始投资大小有关联。其中，合并度电折旧费用占50%左右；合并度电财务费用占25%左右；其余为合并度电经营成本和税金及其他，占25%左右。然而，对于海上风电来说，度电折旧费用、度电财务费用两大影响因素的占比会大幅下降，各占1/3左右，运维成本将大幅上升，大概是1/3。
在项目管控过程中重点关注哪些内容？张晓朝认为，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合规经营是规避资产无谓损失风险的前提。项目开发、建设、生产过程的管控以及衍生工作都应合法合规。围绕新能源实物资产所做的金融产品，包括对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的处置，都要符合国家的政策法规规定。此外，项目并购还要注重溢价管理、交易风险过程管理。
其次，要提高收入增加的能力。主要包括：增加发电量有效效能、合理获取优质电价、创新新能源运营的商业模式。增加发电量有效效能，首当其冲要考虑其“基因工程”的优劣。包括有效的资源禀赋获取及环境影响因素的适配，资源禀赋与主设备的适配，主设备与辅助设备的适配，这些都与后期运行成本存在很大关系。同时，要注重有效的设计理念管理。在做设计时，应当考虑未来20年经营期的需求，需要基于对未来的判断在设计理念上做一些适应性调整，比如考虑参与电力市场交易、提升风功率预测的准确性等。此外，应当正确处理好适宜的技术路线选择与创新的关系。合理获取优质电价，创新新能源运营的商业模式。新能源如果全部参与电力市场交易，那么交易的方式将成为新能源获得优质电价的重要考量因素。这里涉及：充分利用不断完善的电力市场交易规则，提升电力生产调度能力（储能、负荷），提升电力交易综合价格；探讨研究区域能源平衡为核心的直供电新模式；评估国内各区域新能源开发可行性，做好各区域新能源长期开发规划；积极参与绿证交易、碳资产管理等附加值活动。
最后，进行精细管理，有效控制成本。在初始投资成本的控制方面，要推进理性采购活动，关注主要设备的初始可靠性与本地化发展，这些都是降低新能源成本的有效途径之一。施工过程中需要特别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及恢复管理，做到“三同时”。注重现场安全管理，进行合理有效、符合实际的融资管理。在运营过程成本的控制方面，应正确处理好新能源项目运维特点的影响因素，进行差异化管理，找出最适合属地项目的管理模式；要正确处理好智慧运维管理、设备日常运维与定检、应急检修的关系，二者不可相互替换；应正确处理人员使用的难点问题，做好人员的有效组织和管理；要运用好技术监督的职能，以预防为主，不能让设备问题扩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