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质是传统的可再生资源，在工业革命以前，一直是支撑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能源。由于化石的出现，目前生物质能利用量已经很小。随着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生物质能利用又重新成为人类的选择，但利用技术将更加先进，生成的产品将可替代目前的电力、石油、天然气等所有现代能源。
生物质能产业前景广阔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国生物质能资源非常丰富，发展生物质发电产业大有可为。一方面，我国农作物播种面积有18亿亩，年产生物质约7亿吨。除部分用于造纸和畜牧饲料外，剩余部分都可做燃料使用。另一方面，我国现有森林面积约1.75亿公顷，森林覆盖率18.21%，每年通过正常的灌木平茬复壮、森林抚育间伐、果树绿篱修剪以及收集森林采伐、造材、加工剩余物等，可获得生物质资源量约8亿至10亿吨。此外，我国还有4600多万公顷宜林地，可以结合生态建设种植农植物，这些都是我国发展生物质发电产业的优势。”
国家电网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赵庆波认为，发展生物质发电，是构筑稳定、经济、清洁、安全能源供应体系，突破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制约的重要途径。我国生物质能资源非常丰富，全国生物质能的理论资源总量接近15亿吨标煤。如果到2020年，生物质能开发利用量达到5亿吨标煤，就相当于增加15%以上的供应。并且生物质能含硫量极低，仅为3%，不到煤炭含硫量的1/4。发展生物质发电，实施煤炭替代，可显著减少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放，产生巨大的环境效益。
事实上，我国生物质资源主要集中在农村，开发利用农村丰富的生物质资源，可以缓解农村及边远地区的用能问题，显著改进农村的用能方式，改善农村生活条件，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开辟农业经济和县域经济新的领域。综合开发利用生物质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可以加强农民的组织、联合和分工，促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高成本是产业发展瓶颈
谈到物质能利用的现状，史立山表示， 生物质能的利用要统筹兼顾，在生物质能丰富的地区，如粮食主产区、大型粮食加工企业、林区、大型木材加工厂等，可以因地制宜建设一些生物质发电站。但在大部分资源分散的农村地区，应结合解决农村用能问题，推广应用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技术或沼气技术，实现利用分散资源解决分散用能问题。
目前，我国生物质发电产业刚刚起步，主要是消费一些多余的农作物秸秆，为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摸索一条路子。从已建成的生物质发电厂来看，暴露出了资源收集和管理方面的矛盾和问题。而生物质发电的高成本，正是由于生物质资源需要收集、运输和储存造成的，生物质发电要解决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工业生产的连续性的结合的问题。
赵庆波主任表示：我国农林生物质资源蕴藏丰富，但是，由于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范围广，有必要对可用于生物质发电的农林剩余物资源量进行客观评价，以减少生物质发电项目规划和建设风险。做好生物质发电规划，是促进生物质发电产业科学、有序发展的重要前提。编制生物质发电规划，必须以生物质资源评价为基础。同时，要加强管理，严格生物质发电项目的核准，防止生物质发电产业投资过热，避免无序竞争，保障生物质发电产业健康发展。
华北电力大学副校长、可再生学院院长杨勇平认为，我国生物质发电产业发展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建设和运营成本相对较高，建议国家将生物质发电列入可再生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扶持范围。同时考虑到收集、运输问题，一般生物质发电单机容量相对较小，应降低资源储备成本。
生物质发电尚需政策扶持
我国利用农林剩余物规模化发电尚处于起步阶段。从目前情况来看，生物质发电项目造价高，总投资大，运行成本高，尽管国家给予了电价优惠政策，但从盈利水平看还不如常规火电。主要原因有：一是单位造价高，目前单位造价为1.2万元/千瓦；二是燃料成本高，电价成本中的燃料成本约为0.4元/千瓦时,远高于燃煤发电；三是生物质发电项目执行与传统发电行业一样的税收政策，而且生物质发电企业增值税进项抵扣操作困难，企业实际税率约为12%，高于常规火电实际税率6%至8%。
杨勇平院长总结了科研机构和企业界对我国生物质发电制约因素，他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生物质发电产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政策不够完善；其二，目前生物质发电还没有形成较大规模，成本居高不下；其三，短时期内专业技术人才供不应求。
赵庆波说：“财政部发布的《可再生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重点扶持风能、太阳能、海洋能等发电的推广应用，并未将生物质发电列入其中。建议国家将生物质发电列入可再生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扶持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