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光速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光速）是一家拥有20多年历史的风险投资基金，总部设在美国加州硅谷，在美国、中国、印度和以色列设有办公室，目前光速管理着20亿美金的基金，新近融资的基金盘是8亿美金。自2005年第四季度光速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已在中国市场投资了近10家企业。光速是怎样看中国市场的？光速的投资方式是怎样的？为此，《国际融资》杂志记者采访了光速中国的投资董事郑毅
记者：光速在美国风险投资公司里是不是资金规模比较大的？排名第几？
郑毅：这个比较难评。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时，光速融了一支10亿美金的光速第六基金，在当时算是硅谷最大的几支基金之一，后来，因为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市场没有那么大，资金投不了那么多，于是，光速按百分比将一部分投资金额退给了投资人。在2005年，光速又募集了第七基金。2008年5月，光速又融了8亿美金的第八基金。以光速目前管理的基金金额来说，它应该排在美国风险投资基金的前几名，更为具体的恐怕就要从权威数据公司了解了。再有，风险投资也按投资阶段的不同分为几类，有的风险投资偏向于投资稍微后期的企业，那个投资金额可能就很大，所以，基金的融资规模也就更大，比如像凯雷做的成长基金，一支基金就是十几亿美金。光速属于另一种类型，是以做早期创业风险投资为主的，在这个做早期投资的细分市场上，光速肯定是美国几大风险投资基金之一。
记者：投资人为什么愿意把钱交给光速投资管理？
郑毅：这跟光速的业绩有很大关系。光速在美国过去的几次经济循环中，所做投资基本上都保持了稳定的投资收益回报。正因为这样，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比如2000年泡沫经济破裂的时候，它照样融到了10亿美金。我们的投资人基本都是长期投资者，它们喜欢投资并支持那些无论在任何市场环境中都能得到高于市场回报的基金。
记者：美国的一些风险投资进入中国市场已经多年，但光速2006年才进入中国，是什么影响它姗姗来迟？
郑毅：光速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是在2005年投资的。2006年，在中国正式开设第一间办公室之前，光速就已经投资了两个中国项目，其中的一个项目叫中微电子，是上海做芯片制造设备领域的一个技术公司，在技术方面是亚洲最强的芯片设备制造公司。其实，光速很早就在关注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我们并不是姗姗来迟，而是在进入之前，做了深入的研究和准备。中国是我们长期的战略目标，我们需要时间来制定策略、组织团队。我们在打造一个覆盖4个国家的全球风险投资基金体系，在投资当地市场的同时，又要做到各个市场之间的共同协作。从2006年起，我们平均每年投3个中国项目。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只优秀的投资团队，未来将加快在中国的投资速度。
记者：光速的投资人主要来自哪儿？
郑毅：主要是一些基金、养老金、学校的基金会等。光速的投资人主要都是一些长期投资者，他们对投资的回报是看长线，追求稳定的投资回报。
记者：光速对投资期是不是也有要求？
郑毅：是的。比如说7～10年。通常是跟着一个基金的生命期走，因为，我们的一支基金的周期是10年到12年。由于光速在投资上眼光看得比较远，我们比较多的时候投资种子期和早期的创业公司(通常投100万～1000万美金)，伴随企业的不断成长再放更多的钱，一直到上市。同时，我们也做后期和成长期投资(通常投资2000万～3000万美金)。种子期和早期的创业公司很多是技术型企业，而且后期和成长期企业有很多是传统行业的(比如像物流零售、教育、能源、制造等等)。
记者：你们最新融资的这支基金是8亿美金，其中投向中国市场的将占多少百分比？
郑毅：对此我们没有具体的比例，只要中国有好项目就可以投，不受限制。 通常，我们希望可以在3～4年内，在中国投资1.5亿～2亿美金左右。主要还是看项目，因为这些项目是放在全球平台上来考察的，如果我们觉得是一个很有影响的投资，我们就会去投。我们有一支5个人的中国本土投资管理团队，专门负责每一个中国项目的考察。同时，美国的几个合伙人基本上保证每个月都会来中国一趟，以保持我们彼此间对中国整个经济成长的感觉和认识的一致性。凡是考察的每一个项目都是由这支团队一起讨论决定，如果项目好，我们就投，没有项目占百分比的额度限制。
记者：从2006年你们在上海成立办公室到现在，已经投资了十几个项目，速度是很快的。
郑毅：这里面也包括了在开设办公室之前投的两个项目。相比其他的风险投资基金，我们投的项目不算多。我们不算那种特别激进的基金，我们选择项目是比较谨慎的，是放在全球的平台上看这个项目对整个基金有没有非常显著的投资回报。
记者：对所投项目的行业领域，有没有比例分配？
郑毅：我们通常的目标是在第一轮投资中做领投的机构投资者。第一轮投资甚至可以是仅仅有几页纸的商业计划书。2008年，我们投种子基金给了一位很有业绩的企业家，支持他创办了一家二手车大卖场企业。同年，我们还在第一轮领投投资了一所职业教育学校。这个学校已经有10多年的历史，有14所分校，是中国最具规模的职业教育学校之一。如果说行业，我们计划将50%的资金投资给科技领域，50%投资给传统行业。
记者：你们的投资领域主要包括哪些？
郑毅: 目前投过的项目里面包括一些制造类，比如说小型挖掘机、石油开采设备；传媒类，比如电视购物；还有技术类，手机芯片设计；还有消费类连锁企业。我们在中国，除了房地产、生物制药技术不投外，其他行业都可以投。
记者：光速在美国投资是从种子期开始，在中国，你们投资的这些项目是采取这种方式吗？
郑毅：无论对早期或者是后期的企业，我们都希望成为第一轮的领投投资机构。我们最新融到的这个8亿美元的基金，投资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从种子期开始跟踪的，跟创业者一块策划公司的发展战略，然后投第一笔钱，在第二轮投资的时候再投第二笔钱，我们已经投了类似这样的企业。但是，在中国，我们对非常早期的种子期企业的投资要求非常高，一是团队以前要有很好的业绩和资历，不一定是创业的业绩，但要有他本人在相关领域里面做相关工作的资深业绩，还要有行业洞察力、影响力。二是他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在中国有多大的市场，因为在中国的市场竞争比很多国家更激烈，所以我们希望投资的一个很早期的种子期创业公司，它所关注的市场是一个足够大的市场。如果是这样，即使它犯了一点点错误，对大方向也都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记者：光速到中国市场投资以来，在跟中国企业家打交道时，觉得他们有什么问题，他们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郑毅：我们跟创业者合作都很愉快，因为大家通过投资以后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尽管过程中偶尔也会出一些小的争议。从国外基金的角度来说，通常是按一开始签订的投资协议、投资合同的条款来执行，有些东西按条款来说，是需要我们来关注的，但是中国的有些企业家习惯了家长式的管理，他作为企业的创业者和最大股东，习惯了家族式的管理方式，所以，我们之间有个磨合过程。但是一般来说，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大家都会觉得我们的建议对企业的长期发展有好处。经过与企业一年多的磨合，现在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了。
记者：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全球经济危机，对光速有没有影响？
郑毅：影响肯定是有的，可以从4个方面看，有好也有坏。第一，我们很幸运地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完成了第8支基金的募集。第二，如果一个创业企业的自身造血机能还很弱，需要不断地靠外部融资来支撑企业的发展，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我们会非常谨慎，可能不会投资这样的创业企业。第三，目前的市场环境使很多创业企业的上市计划推迟或终止，而且企业间并购方面的活跃度也明显下降。因此，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明显减少，项目的退出时间都延长了。最后，好的方面是，目前的市场环境使好的投资项目的估值更趋于合理和理性。以前，我们在美国很多成功的投资项目都是在这样的低迷市场环境时投资的。比如，我们在美国领投投资的Riverbed(被评为2006年最佳技术类的NASDAQ新上市公司)，第一轮的投资时间就是在2002年，也就是上一次美国经济衰退的时候。所以说风险投资基金和并购投资基金是独立于常规的金融体系、股市之外的金融投资力量，现在往往是我们最活跃的时候。
记者：光速创立这么多年来，投资的企业里面有没有失败项目？占它的总投资量的多少？
郑毅：肯定有，我们通常是这样考虑的。在10个投资项目中，我们希望其中的2～3个项目能够特别成功，有非常有影响的回报。这样，再加上几个比较成功的项目，即使10个项目中可能有不到5个会赔钱，我们的整体投资回报都是很可观的。通常，一个优秀的早期项目最有可能为整支基金带来最有影响的投资回报。对每一个投资项目，我们的投资决策标准之一就是评估它的投资回报是否可以达到整支基金的10%以上。在我们过去投资过的100多个项目中，其中30多个有非常显著的回报。
记者：你们对项目的投资金额是多少？
郑毅：早期项目我们可以投资100万到1000万美金，成长期和后期项目我们可以投资1000万到3000万美金。如果是3000万美金以上的投资项目，我们与其他有经验的风险投资基金组成一个投资联合体一起投。
记者：你们衡量一个企业好坏的标准是什么？
郑毅：投资首先是投人，这个全世界都一样。我们要看这个企业家过去的履历，做事的风格，看他所从事的行业在中国有没有非常独特的地方，有没有非常好的前景，市场是不是足够大。基本上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看人，一个是看行业。
记者：你们考察一个人，除了企业家自己介绍之外，你们还做其他的调查吗？
郑毅：一般每投一个项目，我们会请企业家提供自己的朋友，或者以前的同事，包括他认为我们可以问的一些人，然后通过第三方来评估这个企业家的能力，这是常规要做的东西。他提供的人我们一定会去访谈，去了解，同时，我们也会透过其他行业里的一些资源，去侧面了解一些情况。核心团队成员的执行能力是我们考察的非常重要的部分之一。
记者：在项目技术的判定里，你们怎么考察法律上的东西？这也算是重点考察的内容吗？
郑毅：是的。对于企业的核心技术，我们肯定会通过光速的全球资源，去判断这个技术到底在这个领域里是不是领先的，未来会不会有替代技术挑战它。这个方面不是我们最担心的，因为光速的合伙人在美国在全球拥有很多的技术领域的专家资源，包括中国高校、科研院所专家的资源，所以,对技术的判断不是最难的。最具有挑战性的还是对人的判断。法律结构一开始就可以设计好，无论是未来打算在境内上市的企业，还是打算在境外上市的企业，从一开始投资的时候，我们就会请律师事务所把法律结构做好。我们的主要精力还是花在对团队、市场和技术的判断上。
记者：以投资家的眼光，以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你最看好的行业是什么？
郑毅：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人们兜里逐渐有了钱，便开始追求精神生活和生活质量。所以，我最看好的行业是清洁技术、教育和文化媒体领域。中国目前的法规使得基本上所有的文化媒体产业都非常地区化，没有形成一个跨媒体跨地区的大的文化媒体产业。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中国在电信领域的上市公司，比如中国移动、中国联通(5.69,0.00,0.00%)、中国网通、中国电信这四大电信公司的上市公司市值跟美国电信领域里的上市公司的市值基本相当，也就是说，中国电信行业在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不比国外的差很多。但是，中国在文化媒体领域的上市公司的市值可能和美国就不具有可比性，中国可能只是美国的百分之几。全球几大媒体公司，比如说迪斯尼，新闻集团，自由媒体，这些企业上市的市值加起来可能是上百亿上千亿美金。但中国，目前跟媒体相关的最大的上市公司歌华，目前市值也就100亿人民币而已。而且它仅限于北京市有线电视网络，没有形成跨地区跨媒体传输和内容产业的这种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