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油价高涨之时，众多企业带着资金冲入生物质液体燃料市场，从而提高了各地上马生物质能项目的积极性。而今，油价再次回到低位，各方对发展生物质液体燃料的热情也大大下降。但中国发展生物质能的脚步是否应该放缓？投身其中的企业处境如何？记者记者带着上述问题采访了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王孟杰。
中国年产燃料乙醇应超1500万吨
记者：从中国能源发展战略来看，生物质液体燃料应该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王孟杰：应该说发展生物质液体燃料是一个长远的、重要的能源发展战略，可再生能源是未来替代化石能源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全球节能减排的重要途径之一。
记者：那是不是说在短期内，它的重要性还不能完全表现出来呢？
王孟杰：这要看我们对“重要性”是怎样定义的。从这次油价大跌后的情况来看，我们也感觉到一些部门对生物质液体燃料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企业的积极性也不像之前那么高。但能源价格总体上还是会持续上涨，那时我们再想发展生物质液体燃料就来不及了。
记者：业界一致认为，未来中国液体燃料消费中，生物质会占据一定的份额。您觉得生物液体燃料所占份额的理想水平是怎样的？现阶段最大的发展障碍是什么？
王孟杰：我认为（中国燃料乙醇产量）应该超过巴西，年产达到1500万吨。中国的农业剩余物数量大、农业人口多、生物质能源潜力巨大。一个新能源产业的形成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把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用到那些有超前意识、积极创新的生物质能源企业身上。要严格防止炒作概念、借概念立项、借项目融资而无实际行为。国家相关优惠政策的落实一定要有的放矢。
记者： 巴西在汽油中添加乙醇达20%—26%，中国现在和巴西的差距有多大？
王孟杰：巴西有全部用燃料乙醇的汽车，不用汽油。中国现在添加10%的目标还没有普及，只能在东北、河南、安徽、山东大部分建有酒精厂的地方。现在中国已逐渐减少用粮食作物制作燃料乙醇，非粮作物制作燃料乙醇还没有形成规模，所以离20%的发展目标还很遥远。
燃料乙醇市场有待放开
记者：您这些年来一直致力于非粮生物液体燃料的利用和推广。您觉得这些年来国内外生物质液体燃料产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
王孟杰：生物质液体燃料已经引起世界发达国家和能源消耗大国高层越来越大地关注和重视。通过增大对生物质液体燃料的科技投入、寻求各种渠道，这些国家初步形成了生物质能源行业，逐步扩大了产业规模。对此，中国高层认识较高，并已经将其纳入国家计划和规划，出台了支持政策。但在执行层面上，还需国家各部门步调一致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应该说现在中国对生物质液体燃料很重视，但是缺乏具体有效措施；有原则，但没有具体细则。一些有超前意识的科技人员、企业决心很大，但是力量单薄，尤其是缺乏政策和资金具体支持。一些石油大亨对于新生的生物质能源开发举棋不定。
记者：很多传统能源企业开始涉足生物液体燃料领域，比如中粮集团就制定了生物液体燃料的发展规划，您觉得这些力量对中国发展生物液体燃料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会不会挤压新兴高科技企业的发展空间？
王孟杰：这是一个好现象，大企业应该起到骨干作用。一个利用生物质资源的产业是离不开“三农”的，“三农”是产业发展的基础。这对新兴高科技企业的发展空间不会形成挤压，只会有好处。资源来源决定了生物质能源产业是分散与集中相结合、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相结合的农业产业模式。
记者：您参与了山东、黑龙江、新疆和内蒙等地的生物液体燃料企业的建设，现在这些企业的状况怎么样？遇到哪些问题？
王孟杰：他们的积极性很高。在黑龙江、内蒙、山东等地，这些企业都是使用非粮食耕地，如盐碱地、山坡低、低洼地、荒地。还结合畜牧业饲料地种植甜高粱，既不占耕地又可获取能源资源。但是国家的政策、资金方面支持不够，成为产业发展的瓶颈。
记者：为什么说政策和资金限制了新兴生物质能源企业发展呢？
王孟杰：如我前面所说，在发展生物质能源方面，国家有规划、无细则。在政策还不明朗的情况下，企业是不敢做大的。比如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和农民的补贴政策等等，这些政策没保障，企业就不会把大量资金投进来。现在有不少企业就在等国家的政策。但是对河南天冠、安徽丰原等四大国营酒精厂来说，自身实力就很强，国家的补贴也有保障，这是其他企业都不具备的优势。这种竞争环境也不利于新兴企业的发展壮大。
记者：您对现有的生物质液体燃料政策、法规有哪些建议？
王孟杰：中国可再生能源法已经公布实施三年多了，但是还没有出台实施细则，很多政策落实不下来。另外，燃料乙醇市场还没有放开，税收优惠政策因没有实施细则而无法执行。四大国营酒精厂的产品每吨国家财政给予补贴1373-2000元，而其他企业却没有。
着重解决产业化问题
记者：生物质液体燃料过程中所带来的污染问题引起了很多的关注，尤其是在纤维素燃料乙醇方面。您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王孟杰：这和生产工艺有关，不同的工艺所带来的污染程度也不同。用粮食和酸法制取乙醇污染较大，用非粮食作物和酶法污染小得多，用甜高粱秸杆固态发酵蒸馏工艺基本不排放废气废液。当然，任何一种工艺也不可能达到完全无污染，治理污染应投入资金和技术，涉及到治理成本和耗能指数，也是一个经济问题。
记者：发展生物质能的难点在于技术突破。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差距在哪？
王孟杰：在生物柴油技术方面，西方大国领先，如美国、德国等，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燃料乙醇方面，巴西、美国比较先进，中国四大酒精厂已达到产业规模年产玉米乙醇102万吨，均使用粮食液态发酵蒸馏的生产工艺。用甜高梁秸秆固态发酵蒸馏工艺是中国独创的，虽然传统，但是领先。
记者：能否谈一下您对第二代生物质能技术的看法？中国的第二代生物质能技术现在发展情况如何？
王孟杰：第二代植物纤维素酶法关键是酶的成本，中国这方面的技术、经济全面过关进入产业化至少还需五年。用秸秆固态发酵蒸馏工艺没有污染，如果能解决连续发酵、连续蒸馏的工艺设备问题，其产业化规模就容易建立起来。这正是我们在实验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