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日前进行了首场排污权交易拍卖会。当天的拍卖会上，杭州19家企业花了2980万元，买下了1095吨二氧化硫排放指标和180吨化学需氧量排放指标。“之前的各种污染减排所采取的主要是行政手段，现在我们尝试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实现资源的配置和有偿使用，对于企业来说，后者在推动企业节能减排的同时，也给企业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购得排放指标的杭州笑雪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这样表示。
作为节能减排的市场化管理方式，排污权交易正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北等多个地区推广，印染、化纤、织造等纺织企业正在逐步告别“免费排污”的时代。
集群减排的市场手段
今年两会开幕前，财政部、环境保护部批复同意浙江省在太湖流域杭嘉湖地区和钱塘江流域开展ＣＯＤ（化学需氧量）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同时在浙江全省范围开展二氧化硫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这标志着浙江省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而此前两部委已经批复同意江苏省在太湖流域、天津市在滨海新区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此次扩大试点范围，对于中国从制度上构建节能减排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排污权交易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在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超过允许排放量的前提下，内部各污染源之间通过货币交换的方式相互调剂排污量，从而达到减少排污量、保护环境的目的。2009年以来，中国各地区纷纷成立排污权交易试点，形成新的环保经济产业链，使环境效益通过交易平台直接转化为经济利益，推动企业自主减排的积极性。
“现在很多纺织、化工等高污染行业都开始自觉挖掘节能减排潜能，大家都知道，排污权指标一旦浪费，损失的就是金钱，而且指标紧张时花钱也买不到。”浙江嘉兴一家印染企业的老总告诉记者，尽管受金融危机影响，现在排污权指标依然很抢手。正在投资330万兴建污水生化池的嘉兴余新镇雄达染织有限公司负责人吴惠斌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公司每天排放废水900吨，污水生化池运行后，每天可减排200吨。以此计算，公司一年可节约管网排污费近15万元、排污权费57.6万元、水费11.4万元，几年后就可收回建设成本。
“现在排污，排的不仅是废水，也是钱啊。”吴惠斌说，实行排污权有偿使用后，企业排污越多，交费也就越多。如果公司用完26吨COD排放指标，当年生产就会“卡脖子”。在嘉兴，许多企业正在像“雄达染织”一样加大治理投入或技术改造，收获减排效益。去年底，久久纺织品有限公司挂拍了6.5吨COD排放指标，其中最高一个标的以10.35万元/吨成交。
如今在嘉兴，排污权就像商品一样，可以通过“银行”买卖。如果企业有多余的排污权指标，还可以先存入“银行”，来年再取，“银行”还会付点“利息”，即以后多分配一部分排污权指标给企业。这个“银行”叫做嘉兴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嘉兴市环保局副局长沈跃平介绍，排污权交易，就是要通过市场机制，调动企业积极性，推动市场主体自主减排。以前，如果要新建一个项目，必须等一些老企业关闭、淘汰让出这些指标，才能获批。现在只要有人主动让出来，其他企业就能购买，这种做法真正让企业意识到蓝天碧水也是一种资本。
除了可以用来交易，排污权还可以用来抵押贷款。在金融业态相对成熟和丰富的浙江，诸暨市16家企业与诸暨市农村合作银行、绍兴市商业银行等3家银行签约，以排污权作抵押，获得了累计5985万元的授信额度。按照规定，企业只有从该市环保局有偿取得污染物排放指标，且污染物排放量未超过《污染物排放许可证》规定的总量指标，持有效营业执照，信用等级为A级及以上，才有资格申请排污权抵押贷款。按照目前排污权的评估价格，诸暨市将有1.6亿元左右的授信额度，其中授信贷款5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99家。
排污权交易有待完善
对于排污权交易试点，效率优先还是公平第一，一直是全国几种制度试点模式的两难选择。交易初始分配存在障碍。
目前中国排污权交易尚处于试点阶段，从审批到交易，都没有统一的标准，仅凭各地探索来实施。同时，排污权交易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与配套的排污总量分解计划、排污许可等制度整体推进。尤其是排污许可证制度的推行，直接关系到排污权交易的成败，而期待了多年的《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至今尚未出台。
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副会长樊元生表示，排污权交易试点地区在初始排污权的分配上，对现有企业和新建企业基本上都是分别对待的。出于历史因素及实施难度的考虑，现有企业的初始排污权大部分都是无偿分配的，而新建企业则基本上均要有偿获取。即便有些地方全部采取有偿分配，也都是承认现有的企业污染状况，这就使得有些历来污染重、对环境损害大的企业，用相对较低的成本就能占有大量的排污权指标；而一些污染轻、效益好的企业，反而要用较高的成本才能购买较少的排污权，难以实现排污权在各污染企业间有效分配，难以体现公平原则。
试点工作中，如何将排污权交易和主要污染物减排工作结合是一个难题。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排污权交易必须在完成国家和省下达的主要污染物减排指标任务以后多余的量才可进行交易。但具体操作中，企业减排下来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往往容易被纳入各地的减排“盘子”，而没有多余的指标进入交易平台。同时，不少大型企业在政府鼓励下投资建设减排工程，并将超过国家和省下达的减排任务以外的部分也无偿纳入区域减排任务“盘子”，以冲抵区域减排指标，这实际上阻碍了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发展。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总经理林健分析认为，排污权交易的瓶颈和面临的困境，主要在于没有统一的交易平台，不能实现真正的市场化。市场问题不能仅靠政府，还需要市场机制自身的完善，只有规范好排污权交易，才能真正体现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和“污染者负担、治理者受益”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