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规划增加的直接投资有4.5万亿，带动的社会投资有9万亿。”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副秘书长史利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而此前国家能源局官员在第四届可再生能源论坛上透露，“总投资将超过3万亿”。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琦把制定中的规划定义为“比较成熟的讨论稿”。此稿这样界定“新能源”：一是指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出现的能源品种；二是对传统的能源进行技术变革所形成的新能源，比如新型燃料、智能电网等。

　　有《新能源产业规划》为风向标，被称为“资本最敏锐的神经末梢”的新能源行业，再次被各路资本看好。

　　一向善于从政府规划中寻找商机的江浙资本反应最为迅疾。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5月底，浙江电力公司已经收到28家浙江光伏发电项目共计3.8万千瓦的并网发电申请。

　　河北高碑店市，一个投资42亿元、年产600兆瓦的太阳能发电装备基地，也正在建设中，实施这一工程的是两家民营企业。

　　陕北的一批富翁豪掷70亿元，在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打造了一个太阳能光伏和半导体照明产业园。据透露，陕北的闲散民资在2亿元以上，新能源是巨额民资“感兴趣”的产业。

　　“现在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已经成了一个高风险、过度竞争的产业。”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告诉本刊记者，“能源对GDP的贡献率最多是10%，而新能源在其中的比例还不到10%，即占经济总量的比例还不到1%。这么小的盘子，十几家到几十家公司就够了，现在却是一哄而上。”

　　地方政府热捧

　　不仅是社会投资，各地政府对追“新”更是热情洋溢。

　　光伏大省江苏已出台了首个新能源地方规划：2009年要实现销售收入1800亿元，2010年实现3000亿元，2011年实现4500亿元，其中光伏产业销售收入实现3500亿元，太阳能电池及组件形成10000兆瓦左右生产能力。

　　而2008年，江苏的新能源产业产值不过900亿元，太阳能电池产量为1580兆瓦。目前，其新能源产业序列依次为：光伏产业、风力发电装备、生物质能装备和核电装备。

　　在山东省的规划中，新能源产业不仅涵盖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5大产业，而且要在2011年，使三成以上的城市建筑普及应用新能源，新能源消费比例提高到3%。

　　“美国在干什么？核心是生产能源和生活能源的改造升级。谁能把握住这个契机，谁就是下一轮发展的‘王’。我们如果不在这一问题上觉悟，不能有所作为，会成为别人的尾巴。”地方政府的追“新”动力，可以从陕西省长袁纯清的此段讲话中找到注脚。

　　“3年后，要进入全国光伏产业第一梯队，实现产值2280亿元。6年后，太阳能光伏产业和半导体照明产业的总规模将超过4200亿元。”陕西版的新能源规划提出了如此要求。为实现上述目标，政府将斥资8亿元，建5个产业聚集园区。

　　“现在，中国约有十七八个省把新能源作为产业发展的领头羊，上百个城市在做新能源发展规划。”一位接近国家能源局的人士对《瞭望东方周刊》透露。

　　从传统制造业中积累了雄厚原始资本的浙江，也将地方经济发展的增长点锁定在了新能源，指出这是制造业转型的方向。

　　对此，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王曙光持保留态度：“不是所有的制造业都必须转行新能源。新能源毕竟不是生产杯子，不是简单模仿，其核心是技术，需要国际上最新的技术。它有一个研发过程。对资金的要求比较高。既需要企业家的前瞻性，也需要具备进入的能力。”

　　王曙光向本刊记者介绍，新能源的开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0年前，一些浙江的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就已涉足新能源领域。比如，重油乳化、生物柴油等，到现在还在做。要转型，也只是少数企业能做到，像正泰、精工。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对此甚为担忧。他向本刊记者解释，现在新能源占世界能源总量不到1%，产值不过400亿美元。如果所有的新能源产业都让中国来做，产值也就是2500亿人民币。即使将来新能源的比例达到10%，满打满算在中国也就1万多亿，分到各省更没有多少了。但现在有的省、市提出了上千亿、上万亿的发展计划。

　　“这是有很大问题的。”李俊峰强调说。

　　民企让路，国企突进

　　“为了打破石化、火电等传统能源体系国企垄断格局，2006年实施的《可再生能源法》，鼓励外资和民间资金进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促进产业和市场发展。”中投顾问首席分析师姜谦告诉本刊记者。

　　但是实际的发展现状却是，只有在“太阳能光伏和光热领域，民间资本才占有微弱优势。凡是沾‘电’的新能源行业，国企具有先天优势。”史利民说。

　　从2003年起，国家共组织过5轮风电特许招标，最后以最低的电价确定中标企业。“赔不起”的民企全线退出。

　　2008年下半年开始，数家外资也撤离了风电。2009年1月份吉电股份公告称：中电国际新能源放弃参股吉林长岭风电项目。

　　2004年至2005年期间，风电领域还有为数不少的民企表现活跃，而国家电监会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联合调查显示，截至2008年底，央企阵营所占的风力发电份额已接近90%，国有资本之外的力量只剩余10%的空间。

　　民营资本和外资在“逃出”新能源领域，实力雄厚的央企却乘机跑马圈地。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粮集团，在生物柴油和燃料乙醇领域攻城略地，而五大发电集团和其他央企则突进太阳能光伏领域。

　　“在光伏产业方面，中国主要是通过国家政策、国际市场拉动和依靠民间资本催生了市场，带动了产业发展。但目前民企在这个产业中境况不妙，受金融危机冲击是一个重要原因，国企的强势竞争也是一个原因。”姜谦分析说。

　　2009年3月，在中国迄今最大的光伏电站项目甘肃敦煌10兆瓦并网光伏发电场项目招标中，“处处都是国企的身影。即便有民企参与，也都是拉着一家国企。”一位业内人士对本刊评价。最后中标的是中广核联合体。

　　此外，国投电力、国电集团、华能集团被获准在青海开发光伏电站项目，中电投、大唐、国电还试图进入上游的原材料和光伏电池领域。“现在，兵装、航天、航空、中石油、中石化、中船等大型国企都在进入新能源领域。”上述接近国家能源局的人士说。

　　“不管是哪个企业，关键是看谁能把成本做到最低，谁就能在新能源领域赚到钱，站稳脚跟，说到底，这是市场的选择。”他强调说。

　　“作为民营企业，效益优先，在这个行业里我们发现在赔钱，为什么不撤呢？当然，并不是说民营企业技术或经营管理实力差，无法控制成本，而是我们不具备国企那么强大的资金实力，他们赔得起，我们赔不起。”浙江一曾经投资太阳能发电站的商人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关于这点，浙江环亚创投执行事务合伙人、联席会主席胡旭苍也非常赞同：“表面看很公平。但是仔细想一下，比如风能，第一，投资很大，第二，要取得风场审批，一审就是好几年。哪一个民企投入巨额资金，三年五年不产生效益？银行贷款基本只是国企的专利，民企想都不要想。”

　　一拥而上可能做垮新兴产业

　　“就拿光伏来说，等待进场的民间资本，至少有几十个亿。”浙江省太阳能行业协会秘书长沈福鑫对本刊说，最近他们接到的咨询电话又多了。

　　民间资本跃跃欲试的投资热情，无法驱散他身处行内的冰冷之感。浙江60家规模以上的光伏企业，目前正常生产的仅30家左右，另一半是停产和半停产。2008年有几家已经花费巨资购买了国外生产线的光伏企业，不敢上马，还在观望。不少小企业，由于资金链断裂，有的被兼并，有的死掉。

　　咨询电话传递的信号，让沈福鑫有种前车之鉴的担忧，仿佛又回到了金融危机之前。“织布3年不如做1年太阳能。”嘉兴许多民企放弃传统优势产业转投太阳能，仅2007年一年，上虞就有10亿元民间资金流向光伏产业。

　　绍兴精工集团董事长金良顺认为：“光伏产业的困境，客观上是遇到金融危机，但作为政府管理部门也缺乏正确的政策引导和科学决策。更严重的是重复建设，造成产能与应用不匹配，甚至造成在今后两三年内产能过剩进一步扩大，尤其表现在太阳能级多晶硅和电池组件生产线方面。”

　　最令沈福鑫担忧的是，行业无序竞争的状态尚未改观，政策的推动会加剧已有矛盾。

　　浙江省新能源规划中，光伏产业被排在第三位。作为全国和世界太阳能热原料和产品生产供应基地的山东，其新能源规划也表示要主抓太阳能光伏产业。

　　截至2009年3月，中国太阳能光伏行业领军人物无锡尚德的施正荣，财富缩水80%，排行第二的江西赛维老总彭小峰，财富缩水79%。

　　太阳能光伏产业的暴利标签早已被撕掉，为何地方政府还像普通投资者这般趋之若鹜？

　　“太阳能带动的产业多，对GDP的拉动快。”一位业内人士一语中的，更重要的是国际上的一些研究报告，认为2030年~2050年，太阳能光伏发电可以作为未来主流的能源之一。

　　“那也是二三十年以后的事情。关键是这几年，企业怎么发展？”李俊峰反问道，“全世界其他国家总共只有七八家多晶硅制造商，中国有四五十家；其他国家总共有七八家太阳能电池的制造商，中国有两三百家。这些企业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新能源产业在中国已经过热了，国家要能控制得住这个领域。否则会带来社会投资的浪费。”金风科技CEO武钢强调。风机制造行业已经有七八十家，但每个月都有大量的新涌入者。按照中国现在规划的速度，前三五家就能全部满足，产能还会过剩，但现在已经有80家。一拥而上的后果是，一个新兴产业被做垮。“这么多厂家，都要活，只有打价格战，采取不正当竞争，这是很惨的一个状态。”

　　李俊峰持相同观点：“多晶硅企业，现在可能有二三十家要破产，风机将来肯定有五六十家要破产。用不着全民动员用搞运动的方式搞新能源。国家应该建立一个有限的、有控制的市场，而不是让大家随便做，谁愿意做谁就来做。”

　　这两年撤出去的不少

　　“国家再怎么鼓励，民企最重要的目标还是赚钱。”胡旭苍对民企的处境非常同情。他告诉本刊，由于原材料涨价等原因，他所投资的几个太阳能企业盈利状况都不太好，但因为经营战略尚可，并没有亏损。

　　“民营企业只能在夹缝中寻找机会，从资本、从政策角度，都没有实力和国企拼。”胡旭苍说。

　　一些企业并不选择坐以待毙。比如，杜德利总把“T型战略”挂在嘴边。顾形思义，T也就是一横加一竖：横向和纵向。“横向即商业化，我们要成为新能源整合运营商，纵向即产业化，我们要成为新能源系统集成应用专家。”

　　他创立的德利国际新能源控股公司2005年3月登陆纳斯达克OTCCB板块。2007年11月8日更名为中国太阳能与清洁能源公司（股票代码CSOL）。1997年，杜德利从一个“卖太阳能热水器的”变成了“做太阳能热水器的”，创立了霸州市德利太阳能器材有限公司，转眼在业内浸淫12年。

　　“最初那几年太阳能热水器是高科技产品，利润多丰厚啊。后来大家都进来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同质产品、低价竞争。低价我们也拼过，那真是痛苦。”杜德利回忆说。

　　当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之后，他意识到，这种小企业的思维和模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否则无法让投资者满意。“单一的产品和经营模式不可能让我们有什么发展，我们也不能再和别人拼低价了，必须转型。”

　　这个公司过去的主业是太阳能产品，现在收购了业内的几家公司，将太阳能利用、秸秆压块及碳化、沼气等生物质能利用、轻烃、乙醇等新型燃料、节能炉具、生物质炉具及节能技术和产品的开发应用相结合，提供新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比如与一些房地产商合作，参与新楼盘的规划，为建筑物设计和安装节能减排系统，或者对已有建筑物的一些改造，目的也是节能减排。

　　“我们采取合同能源管理机制跟一些地产商合作，改造或增加系统对他们来说原本是个需要多花钱的事儿，但现在规划、设计和安装我们全包了，不用他们付钱，之后在节省下来的能源价值里，我们双方再分成。”杜德利介绍说。

　　“新能源领域的一个致命问题是技术短板使其难以规模化，比如电力储存技术、电网接入技术、太阳能光伏发电中的间歇性等问题都没有完善，所以短期内它们无法成为商业化的主体替代能源。”他告诉本刊记者，“这个行业成本太高而净利润太低。我也见过不少人，拿着满当当的钱袋高兴而来，最后失败而归，这两年撤出去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