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富国还是穷国都应在此次哥本哈根召开的环境变化峰会上做出一定让步，使得各国能达成一份减排协议。协议内容可能不令人满意，但总比没有任何协议要好，因这只是解决环境变化问题的开始。此后，各国的重点应放在如何制定对碳排放进行经济核算的具体定价机制上。
全球100多个国12月7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为期2周，替代有关环境变化的京都议定书的领导人峰会似乎有些一厢情愿。若事情进展能随人愿，达成减排二氧化碳，以阻止气温上升的协议，与会者必定会弹冠相庆。
因环境变化造成的具体损害的表现并不确定，所以改变现状带来的受益也不确定，这种最终结果的不确定性难以让人们对此开支。然而，正是此不确定性才让人类有理由需要严肃对待此问题。由UN建立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推断，环境温度本世纪末上升的范围可能在1.1-6.4oC间。若在此范围最下端尚可接受，而上端就要人们利用阅读科幻小说时的想象力来想象。
改变由于环境变化带来的灾难的受益虽非常大，若政策得当，改变过程的代价不会很庞大，可能会占全球经济产出的1%。本刊认为，全球各国应支持这项活动。
各国同意认真解决环境变化带来的问题只是朝着解决问题迈出的很小一步。解决环境变化的科技手段今天很成熟，且经济负担也不至于高到难以承担。发达国家为挽救银行体系甚至可拿出约占全球经济产出的5%。因此，解决问题要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简单和经济。
但是，当前的问题是人类如何在分担这笔代价上达成一致，既在各国间，也是在国内各行业间的分担。由此带来两方面的挑战。首先是各国领导人在哥本哈根要签订一份国际性协议。其次是各国要拿出以比当前更有效的政策来贯彻此协议，其中就包括制定可信的碳排放定价机制，且此确定的成本规模远非如以上所说的1%那样低。
哥本哈根峰会出现的争议将集中在两个方面：具体减排目标和相应的资金。发达国家已被要求制定出2020年前的减排目标。若全球环境温度上升限制控制在仅比工业革命前高出2oC，据IPCC的数据，发达国家到2020年时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的水平减少25-40%。富国公开提出的2020年减排量比1990年水平减少15%，而主要滞后的美国提出约为4%。发展中国家则被要求拿出各自限制排放的行动。世界最大排放国，中国承诺在2020年前将排放强度削减40-45%。美国对此并不满意，认为此减排水平只是中国执行当前政策便可达到的目标。
在减排量分摊上，发达国家与其他国家都需妥协。考虑到美国减排立法议案仍搁置在参议院，奥巴马总统提出具体排放数据的决定是相当有勇气的。所以，具有一份有美国提出的具体减排数据的协议总比无任何协议要好。同样中国提出的减排目标也不值得嘲笑。因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已引入了重大减排措施。
考虑到富国应对穷国遭受的环境变化带来的伤害负主要责任，以及穷国无力承担缓解伤害所需的大量投资的事实，无论从道义还是从实际上考虑，发达国家要承担减排工作上所需的一些资金。但发展中国家不应提出以巨额的政府间转移支付方式来筹集所需资金。资本市场在筹集资金上比政府更高效。发达国家应以补贴在穷国投资清洁能源的风险的方式，帮助这些资金从市场流向穷国的项目，而公众资金只能用于推动众多私人资本发挥作用的目的。
若此次峰会能达成一项减排协议，这还只是未来工作的开始。一份国际协议仅是朝着减排迈出的第一步。更困难的第二步，即在于缔约国制定减排目标，以鼓励工商业在清洁能源和加工方法上的投资，遏制加剧二氧化碳排放产品和加工上投资的方式建立起国内政策体系。
良好的政策框架应包括在市场无效的领域内所进行的监管。它还包括对各种尚不成熟的，有益于减排的科技的补贴。但这极大地有赖于政策制定者掌控的最有效工具，对碳排放的定价机制。
对碳排放的定价，就是向工商界发出在清洁能源上投资的价格信号。它不像监管制度那样涉及微观管理行为。它也不会让纳税人增加负担，或要求政府挑选出需要进行补贴的具体企业。据美国的研究结果表明，采取碳排放定价的政策是任何其他政策效率的两倍。
聚首于哥本哈根的国故领导人需要在环境问题上达成一致，即使落实的协议可能不完美。但这只是在开始实现未来目标。各国今后用于减排的政策需要比当前的更有效。这不仅对政治家的领导能力提出要求，而且还须得到选民支持，因为世界最终握在他们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