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不测风云”。在科学技术落后的古代，我们的先民发出了这样无奈的哀叹。
然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人类依然对深奥莫测的老天摸不透脾气，更遑论实现“人定胜天”的梦想。
仅以我国为例，这几年就见识了“老天发威”的严重后果：2008年初，南方数省，发生了大面积罕见的冰冻灾害，高压线塔被压垮，造成大面积停电；铁路、公路交通阻断，返乡过年的农民工大批被滞留在旅途；蔬菜大棚被压倒、大片树林被折断，场面惨不忍睹。
今年春天，四川、云南、贵州等十多省又遇百年干旱，庄稼枯死，人畜饮水极度困难，庄稼减产、绝收。
今年夏天，暴雨洪涝灾害又连连发生，仅7月14日以来，西北东部、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辽河流域出现了三次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并伴有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导致严重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发生，给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损失。
据国家防总办公室和国家民政部统计，截止到2010年7月30日9时，今年以来我国共有28个省市遭受洪涝灾害的侵袭，累计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9172公顷，受灾人口达1.37亿人，因灾死亡991人、失踪558人，倒塌房屋107万间，直接经济损失达1935亿元。
面对如此极端灾害性气候，我们不禁要问：这是天灾，还是人祸？何况，如此严峻的灾害性气候已逞全球化趋势，目前，因干旱和高温，美国的洛山矶、俄罗斯欧洲部分甚至连首都莫斯科都被森林大火包围，而巴基斯坦暴雨加泥石流造成千人死亡、百万人无家可归。
那么，我们人类，究竟如何应对、怎样认识气候变化？为此，近日我们专门采访了总后勤部后勤工作研究室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陈冰波博士。这位年轻的学者不无忧虑的指出：全球气候变暖导致了极端气象灾害的频繁发生，不仅造成灾区生命和财产的严重损失，而且还危及国家安全。但是，全球气候变暖却是人类不当活动方式造成，因此应对气候变化，应该上升到国家战略，上升到保卫国家安全的高度，从改变人们活动模式开始做起。
（一）气候变化：影响国家安全的综合性因素
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国家安全的概念已由传统的国防安全扩大到经济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安全，包括生态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水资源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领域，而气候变化则是影响这些安全的综合性因素。
1、人类过量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造成气候变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太阳系孕育了46亿年，才将地球演化成了人类能够赖以生存的环境。然而工业革命后短短的200多年，由于人类活动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到空中，产生温室效应，导致了气候变暖。这已由众多科学家的研究达成共识：
1827年，法国化学家、数学家J.B.傅里叶最早从理论上认识到温室气体的增暖效应。
1896年，瑞典科学家S.阿尔赫斯对燃烧煤可能改变地球气候作过预测：当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加倍时，全球平均气温将增加5-6ºC。1957年，美国夏威夷观象台开始进行二氧化碳浓度观测，正式揭开了人类研究气候变化的序幕。
1988年11月，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这是一支由一百一十多个国家的两千多位科学家组成的庞大专家队伍。迄今为止，IPCC已组织撰写了一系列研究报告，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和签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07年2月IPCC公布了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发生的程度比之前估计的还要高，其负面的影响比之前估计的还要严重。报告称，近50年来，全球气候变暖90%的可能性是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目前，第五次评估报告正在组织撰写之中，得出的结论也不容乐观。
2、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后果
气候变化具有累积性影响，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一旦排放，就会在大气中驻留很长时间，对自然生态系统及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产生多层次、全方位的不利影响，从而使人类的发展出现逆转。气候变化，导致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暴雨、洪水、飓风、冰冻、干旱等各种极端气候事件频发，造成非常严重的气象灾害，这些灾害对人类的生产生活产生诸多不利影响：
（1）、 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居住在大洋中的岛国或沿海低洼处城市，将会被淹，尤其许多国家、地区的沿海往往是人口密集而富裕的地区，一旦被淹，就会造成难以估计的经济损失，需重新择居的被淹地民众，又是一支庞大的移民队伍，他们只能向不太富裕或贫困地区转移，这些移民因生活水平的降低会心生抱怨。与此同时，迁入地本来就脆弱的生态、经济环境因移民的大量涌入，变得更加脆弱。
（2）、 由于气候灾害频发交相影响，使物种减少、粮食减产、水土流失、水资源短缺，生存资源变成稀缺资源，这些地区极可能成为滋生内部冲突、极端主义、种族主义、独裁主义的温床。从一个国家内部或一个地区内部来说，由于气候变化引发的持续自然灾害，会导致社会需求超出执政者的掌控能力，会变成社会动荡、政治不稳定的社会灾难。而从国家或地区外部来说，因为争夺食物、淡水或土地等资源，还会引发局部甚至国家间的武装冲突，出现人道主义危机等。
（3）、 气象灾害还会给人类健康造成威胁。灾害造成的贫困和营养不良，诱发各种慢性疾病的频发和传染病的流行，导致更多公共卫生事件的突发。还使诸如登革热、疟疾、鼠疫、流脑这些原本得到控制的传染病死灰复燃，造成对人类健康的威胁。
（4）、 使许多行业风险加大，造成生存威胁。诸如保险业，由于自然灾害频发，赔付额剧增，可能因为难以承受重负而破产。旅游业，因景点的破坏或消失、旅游季节的错过，直接影响到旅游业的生存风险和收益。各工业企业，因原料的缺失、运输风险的加大，造成成本的加大，收益减少。气候变化会使交通运输受重创：如道路、桥梁被毁；高温导致燃料消耗增加；极端天气事件又使交通运输效率大大降低，交通安全隐患不断加大。建筑业因原料运输风险加大而增加成本，气候灾害的频发，建筑工程质量难以保障，甚至连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这样的全国重点工程也会面临安全风险。
（5）、 气候变化导致粮食种植结构、地域、面积发生变化，产量下降，造成粮食供不应求，易使粮价上涨，甚至因粮食供应短缺出现大量饥民。
（6）、 气候变化造成水资源更加不平衡，对防汛抗旱、水资源供需、森林和草地生态系统、河流健康、农牧业生产、沿海城市化进程、中西部开发均产生制约作用，甚至是破坏性的作用。
（7）、 气候变化也对我国国防安全造成威胁。
海平面上升和热带气旋也将影响部队建设，我军众多海港位于沿海地区，极易受到海平面升高和巨浪、飓风、暴雨的影响，许多军队设施可能由此不得不被迫关闭。空军的机场，同样会面临飓风、雷暴、大雾等恶劣气候的影响。
二炮的导弹发射也会受气象灾害的影响，易遭受强降雨带来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威胁。极端天气还会增加军事装备的维护费用，缩短其使用寿命。极端天气会影响军队的正常训练和值勤，同时，军队却要为维护气候变化带来的国家和社会安全威胁，承担更多的应急救援任务。气候变化使军队维护自身安全和国防安全的任务变得更加繁杂、艰巨。
（二）他山之石：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安全问题
气候变化既然会影响到国家安全，国际上尤其是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安全问题高度关注，自然应该引起全世界人民的重视和关注。
2004年美国五角大楼在向时任美国总统布什递交的一份《气候变化突变的情景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报告中警告说：今后20年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构成的威胁要胜过战争、胜过恐怖主义。报告还预测，气候的突然变化将导致地球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各国将纷纷发展核武器来捍卫粮食、水源和能源供应，不让这些赖以生存的物质遭到他人蚕食。美国防御专家还呼吁：将气候变化“从科学的争论上升到关心美国的国家安全的高度加以对待”。
2007年4月，由退休将军组成的美国海军分析中心军事咨询委员会发布了《国家安全与气候变化威胁》的报告，他们从军事角度评估气候变化，也严正地指出：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存在着潜在威胁。
2007年4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在当月轮值主席英国的推动下，首次就“能源、安全与气候”之议题展开公开辩论。将气候变化与国家和国际安全挂钩，使气候问题的政治化达到了新高度。英国为会议准备的背景文件强调：如果不能发展经济以满足人民需要，世界将面临冲突和不安全的风险；而发展经济就不得不消耗化石能源，加剧气候变化，也将带来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主要表现为边界争端、生态移民、能源供应、其他资源短缺、社会压力和人道主义危机等。安理会就上述问题展开讨论，提高了国际社会对未来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安全威胁的认识，并寻求解决的途径。英国11位科学家为会议准备的政策备忘录中分短期、中期、长期三个不同时段，从水、食品、健康、生物燃料、海平面上升等不同方面更全面地阐述了气候变化与安全的联系，帮助人们更务实应对气候变化。
为了支持和印证上述观点，2007年6月16日，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刊载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关于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一篇文章。潘基文的文章引用科学研究发现指出，全球气候变暖造成了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持续干旱，过去20年间苏丹南部平均降雨量减少了40%。在达尔富尔地区生活的阿拉伯牧民和农耕的土著黑人，原本相交融洽，但因干旱造成了食物和水资源的紧张，引发了冲突，发生了由于气候变化造成的生态危机。所以要真正解决问题，就要利用科学技术实现该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文章还警告：不仅达尔富尔问题如此，索马里、科特迪瓦和布基纳法索等地的冲突都源自对水资源和食物安全的担心，而且类似的问题还将在世界各地出现。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2008年12月4日宣读他上台以来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报告》中说，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过去一直忽视了气候变化的威胁。他强调说：“这是一个新兴的领域，需要我们把气候变化正式纳入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政策”。
2008年德国全球变化咨询委员会给政府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认为：气候变化会产生四种不利因素，从而导致冲突的发生，其中包括淡水资源的退化、食物产量的下降、暴风雪及洪涝的增加和因为环境问题所引起的迁移等。而这些因素又会对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管控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
该报告又指出：如果我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置之不理的话，可能会加剧已存在的问题，并引发新的危机，最终使暴力、冲突和战争蔓延到世界许多地方。该报告同时也列举了八个容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热点地区，即北非地区、撒哈拉地区、南部非洲、中亚地区、加勒比地区及墨西哥湾、安第斯地区与亚马逊河地区，还有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中国。它这样描述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气候变化给该地区带来的影响尤为严重，喜马拉雅山冰河的消融将会影响到上百万人的供水，季候风的变化将影响农业海平面的上升及飓风，将威胁到孟加拉湾定居的人们。这些变化将恶化该地区的动荡局面，如印度与巴基斯坦的边界冲突，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的不稳定政权，以及伊斯兰教问题。
该报告这样形容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气候变化将加剧中国的环境压力（如空气和水污染，土质下降）。这些影响将使中国部分地区的荒漠化和水资源稀缺程度增加。海平面的上升和热带气旋将影响到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政府的治理能力将会被现代化的快速脚步、环境和社会危机及气候变化的影响所淹没。的确，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中国的一些产业和粮食生产、水利安全以及城市化进程，直至国防安全、国家安全都会受到不利影响。中国，面对如此严峻的气候变化形势，自然不能置之不理、置身事外。
（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国家安全
全球气候变化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不可低估。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为了完成工业化、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需要一定的碳排放空间。中国的排放是生存和发展性排放，应该特别提出，这与发达国家奢侈浪费性排放有着本质的不同。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更应根据其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过提高能效、减少煤炭等石化能源的使用量，积极开发和使用核能、太阳能、风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大力开展退耕还林、禁牧还草和植树造林，积极开发和利用碳捕获和埋存等措施，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才能实现我国向世界承诺的到2020年实现碳强度降低40-45%的目标。
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我国应将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来考量和执行，如：制订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分析不同部门及区域对于气候变化的脆弱性；量化适应的成本和收益；评估适应的制度障碍及增强适应能力的可能性；量化极端气候灾害的风险与损失；加强农业、能源、运输和水资源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将气候防护要求纳入环境影响评价（EIA）与战略环境影响评价（SEA）之中等等。
所有这一切，从现在开始，都应纳入到“十二五”规划设计之中。同时，借用英国政府机构的估计，每1美元的防洪支出，能够挽回大约5美元的洪灾损失这样一个概算，随着气候变化影响的加剧，我国也应加大防御性投资，逐步实现“预防为主”，防患未然。
此外，气候变化的适应问题，包括军队执行抢险救灾问题等，应统一纳入国家应急机制。可考虑在国家应急机制中单独设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应急机制；建立和完善多灾种的监测预警应急机制；建立全社会广泛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机制。特别是要提高应对极端气象灾害的综合监测预警能力、抵御能力、减灾能力。将气象灾害的危害减小到最小，损失减小到最小。
作为一名军队的研究专家，陈冰波更深刻地认识到，全球气候变化，对军队的建设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首先，气候变化改变着未来的作战样式。气候变化使气象战更具隐蔽性，可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深受其害。比如，为己方作战行动制造有利条件的人工造雾、人工消雾等；可为敌方制造困难的人工降雨、人工降雾以及人工控制的台风、闪电以及人工制造酸雨等。
比如，有报道称在越战期间，美国曾利用东南亚地区西南季风盛行的自然条件，秘密地在战区及其毗邻地区用飞机倾泻大量的碘化银，实施人工降雨，造成越南局部地区洪水泛滥，桥断坝毁，道路泥泞难行，严重破坏了越军的补给线。在未来信息化局部战争中，有效使用“气象武器”，往往会出奇制胜。
气候变化也强化着军队的非战争应急职能，比如气候变化加剧我国洪涝、冰冻、干旱、山体滑坡、泥石流、森林大火及社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暴发率，使军队履行应急救援的任务增多和更加艰巨。因此，在军队建设领域，应该通过加强非战争军事行动指挥能力，军队应急救援专业力量、战略投送能力和工程安全设施配套建设，增加物资储备等措施，提高军队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
军队建设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战略。“低碳生活”已成为当今社会文明的一个标志。但是，军队发展本身又会产生大量的碳排放，因此，军队建设要走出一条资源占用少、使用效益高、污染排放少的新路，有必要将低碳发展理念贯彻到“十二五”军队的发展规划中。通过建立军队建设规划的战略评价制度，对军队体制编制、军队训练、后勤保障、装备保障、国防科技等方面进行重新的思考和谋划，实现物质减量化、发展清洁化的目标。
在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前提下，建立资源节约、精干有效的军队指挥和保障体制；创新军事训练方式，减少油料、弹药等物资的消耗，直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改革后勤保障方式和装备、搞好技术革新，提高作战效能，促进装备的循环利用，减少重新配备，降低装备购置和处置所带来的资源和能源的耗费；创新国防科技，在武器装备的设计制造上要着眼适应未来太阳能、氢能、核能等清洁能源技术变革的需要，预留技术接口，提高能源的适用效率。
加强军队资源节约工作，逐步调整军队能源使用结构，扩大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天然气等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利用。还可通过扩大国际军事环保交流，积极引进吸收和利用国际先进的军事环保技术。同时，可考虑建立军事活动的碳补偿制度，通过改善土地利用方式、加强植树造林等措施，增加碳汇，以补偿和抵消军事活动造成的碳排放。
通过陈冰波研究员的介绍，我们欣喜地看到：“绿色军营”、“低碳国防”正在逐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建设的创新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