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开发可带动经济发展，但政策及策略失当则可令资源供给制约恶化及现实化，中国在政策引导能源开发上，便有不少正反两方的经验。
几年前生物能源开发成为热点，各国积极投入，当时中国亦如美国一样力推玉米加工成为汽油替代的生物燃料，却很快便引发人车及畜车争粮问题，政府又不得不转向限制生产。生物能源确有发展前途，中国能及早推动乃有眼光远见，但在方法上却须更科学仔细的策划，以免因偏差做成投资浪费及资源错用。当时玉米产量过剩陈粮很多，建设少数试验性玉米燃油生产线未尝不可，但绝不应全面铺开。后来在煤制油的生产上亦曾出现过一哄而上的现象，幸当局及时压止，只保留个别试验性项目。
今后当局仍应鼓励生物燃油的发展，但应该不再以玉米为基础，而是以能效更高的甘蔗、农林业废料及野生资源(如秸秆、枯枝、落叶及野草等)为主要原料。当然，还可找寻优质高能效的林木、作物及草本植物，实行人工种植，在不与粮争地的条件下建设生物能源原材料基地。在推动生物能源上有两点亦须注意：(一)要大小并举两条腿走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进行大基地大厂房的大规模生产；同时又在农村广布就地取材、加工及消费的小型分布式生产，由当局给予技术、管理模式以至起步资金上的扶持。(二)结合邻国开发。中国邻国尤其东盟地区植物资源丰富，故应到当地收购原料，或投资建立原料种植及加工基地，产品可回销中国或就地出售。
煤制油是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煤资源的方法之一，且以煤代油有一定的地缘战略意义：这有助降低油气供给的入口依赖，可减少外国以干扰供油来向中国施压的风险。目前内蒙及山西的试验生产似趋成熟，山西产品还拿到上海世博应用，故当局理应及时检讨形势，决定是否定量生产、扩产及适当的行业规模等，既要尽量发挥新技术的效益，又要防止新产能项目盲目上马。
总体来看，中国政府在推动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和能源新技术的研发应用上均做了不少工作，还取得了一定成绩，难怪美国总统及官员均惊呼要防被中国超前。在此基础上，中国必须再接再厉加速前进，并在关键技术上强化自主开发能力并力求突破。与此同时，对一些策略偏差，则应及时检讨及调整相关政策。在发展尤其探索过程中必会犯错，要允许犯错，但也须建立专业的检测系统，并放开言路集思广益，务求及早发现偏差并予改正。对于新思路则须尽快加以鉴定，如有潜力者政府应扮演风险投资角色给予支持，使能早日启动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