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理工大学天然气利用研究中心主任华贲教授撰写的长篇文章《中国能源战略转型的历史机遇》，将于近期发表。近日，华贲教授就此在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2009年美国页岩气产量在短短5年内达到近千亿立方米/年引发了“世界能源静悄悄的革命”，加上中美页岩气开发合作小组即将成立，对中国长期以来“以煤为主”的能源战略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反思。
华贲教授认为，一国的能源战略并不仅仅取决于资源禀赋，也取决于能源科技的进展和在国际博弈中的地位。他指出，中国人均煤炭资源只有美国的1/10，并不“富煤”；同时，中国非常规天然气资源非常丰富，也不“少气”。当前碳减排的大趋势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对能源需求持续增长的矛盾，新的能源科技成果和全球地缘政治关系，要求中国对未来20- 40年的能源战略做出新的科学决策。
在华贲教授看来，中国当前要实现能源战略转型，要点如下：
首先，在天然气、可再生能源、煤的CCS三种低碳能源发展的时间与空间布局战略上，趋向于认同今年6月发布的麻省理工学院报告的主要论点：在碳减排的压力下，今后一段时间，（基于非常规天然气低成本开发利用的）天然气可能比核能、可再生能源和煤的CCS都更有竞争力，除非后者有更大的技术突破。
其次，在煤的开发和利用战略思维上，中国的煤炭消耗量2009年已超过30亿吨/年，其中大部分还是传统的煤化工，现代煤气化多联产所占比率还很少。能源战略转型只能逐渐改变这种局面。若在2020年之前能以300亿立方米/年天然气经分布式冷热电联供能源系统，逐年高效替代0.8亿吨/年工业和商住燃煤，同时加速发展现代煤气化多联产，并通过与CCS集成的新型常压煤气化—综合利用技术的自主创新和重大突破等，中国的煤炭消耗在2015年左右就有可能达到峰值，并随着天然气与可再生能源的比率稳步提高而逐步减少。应把中国有限的煤炭资源留给后代更高效利用。
再有，在石油战略思维上，应强调加速交通能源多元化、逐渐摆脱对石油的依赖，把更多比率的石油用于化工原料。资料显示，目前石油用于化工原料的比率：美国为13.3%（2002年数据），中国为9.9%（2007数据），说明我国石油资源的利用效率还有提高的空间。当前我国用作城市燃气的2400万吨/年液化石油气，应在10年之内用天然气顶替出来用作化工原料；还有数以百万吨/年计的油气田伴生的乙、丙、丁烷，以及不少放空、或随天然气一起都可用作燃料；此外，富含氢气的数百亿立方米/年焦炉煤气，仍在放空或用来发电；我国约2000万吨/年用作燃料的炼厂气中，也还有数百万吨乙烷、乙烯等宝贵资源；而需求日益增多的炼厂氢气，仍主要依靠自产的轻烃水蒸汽裂解来制备。如果能挖掘出这数千万吨/年化工原料资源的潜力，则可减少上亿吨/年的石油进口。
第四，在国产和进口的战略思维上，华贲指出，目前我国许多行业和企业的思维较少考虑战略全局，更多专注于自身的发展壮大，追求“自给率”、“占领国际市场”。但事实上，每增加1千万吨乙烯进口差不多可以减少1亿吨的石油进口。中国以超过50%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保障100%的乙烯的自给率并不利于国家的能源安全。
第五，在电力、天然气、煤炭等行业发展规划的战略上，借鉴美国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集成创新，采用天然气分布式能源技术，在天然气总耗量达到4000 立方米/年、占一次能源12%的前提下，可把用于工业和商住能源的与用于调峰发电的2600亿立方米/年天然气（占总量的65%）集成在一起，高效率联供工业和商住、生活用冷、热蒸气，不仅能够替代一半按传统模式消耗的工业和商住用能，而且可发电8300亿度，占总发电量12%；可使中国的总能效提高10个百分点。
第六，在工业化、城镇化、交通等发展和规划的战略上，在“以煤为主”的战略思维主导和对天然气增长的悲观估计之下，各地正在制定的“十二五”工业、城建、交通等发展和规划中，普遍没有相应的工业园区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系统配套规划、城镇商住用能天然气分布式能源规划，交通模式和能源构成转型规划。这显然很难达到大幅度提高能效、减排CO2的效果。
“只有在国家决策层转变观念、对能源战略进行重大调整时，才能改变地方政府和各个部门的观念和行动，在上述各具体领域实现战略转变，落实低碳发展的战略目标。”华贲教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