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9日，美国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在中国发布了名为《全球清洁能源的未来：价值2万3千亿美元的机会》的研究报告。这是这家全球顶级研究机构关于G20集团国家新能源使用的第2份研究报告，而选择中国作为首发国说明，“中国”必然是报告中最重要的关键字。
着眼投资与赢利 力荐各国推行强硬新能源政策
作为“致力于利用知识解决当今最具有挑战性问题”的研究机构，美国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下称皮尤信托）历来关注环境和气候变化。今年3月，它发布了第1份G20国家新能源使用研究报告——《谁将赢得清洁能源竞赛？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发展、竞争及机遇》，记录下过去4年20国新能源发展之全景。而12月的第2份报告则勾勒了未来10年新能源在20国的发展趋势的宏伟蓝图，并大胆预测：人类能源使用史的革命性转变即将到来。
与此前对新能源的宣传总离不开环保、绿色等字眼不同，皮尤信托的这份报告将新能源视作一个利润可观的普通产业。它指出，如果执行强硬新能源政策，未来10年，20国集团对新能源项目的累积投资将达23000亿美元——比执行现行政策多出5460亿美元。到2020年，20国集团的年投资总额将达到3370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161%。其中，“美国、印度、英国将是最大受益国。”
此外，新能源政策对气候影响、电价变化产生的积极影响也是报告着力强调的方面。“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全球在2015年前达到温室气体排放峰值，使全球升温不超过2摄氏度。”报告说，“它还可使未来10年20国集团的累积发电量增加1180千兆瓦，相当于目前清洁能源发电量的4倍。”
“清洁能源行业的发展沿供应链创造了一系列就业机会——从技术操作到运输——市场的扩张将惠及全球的工人和企业。”通过市场-投资这一分析路径，报告得出结论，“哪个国家采取的政策框架最强硬，哪里吸引的资金就最多，得到的包括创造就业在内的经济利益也就更多。”
赞中国成全球新能源领袖 全球绿色重心“转向东方”
在今年3月的第1份报告中，中外媒体无一例外地聚焦于“中国对风能及太阳能等低碳能源的投资首次超过美国”这个结论上。而通览本次报告，中国更是与“全球新能源领导者”、“新能源投资首选目标市场”等词频频一同出现。报告不仅将中国称作G20国家中最坚定有效地推进新能源产业的国家之一，并盛赞中国新能源的产业规划、技术研究及投资前景。
930亿美元，6200亿美元，这2组数据是报告对2020年中国新能源私人投资额及10年累计投资额的预测。“在任何一种情景之下,中国吸引的新能源私人投资都多于其他国家。”报告说，“如果采取更强硬的政策，这一领先优势将更加明显。”
报告举出中国增加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制定严格可再生能源目标、以立法及基础建设作配套等行为，认为中国为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进行了“持续而多层次”的努力。“风电上网电价以及‘金太阳’太阳能补贴计划为强大的制造业基地建立了广阔的国内市场，考虑实行‘碳总量控制及排放交易计划’试点则是与国际接轨。”报告说，“中国执行了强硬的新能源政策，并且成绩斐然。”
作为对中国新能源大趋势的预测，报告认为：“未来年十，中国在新能源的发展上将远远超出G20国集团的绝大部分国家，使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重心从西方转向东方。”而在报告发布当天特意开通热线、与中国媒体进行对话的皮尤信托气候及能源项目主管、本报告负责人菲利斯•古提诺女士更是直言：“2009年中国已经成为清洁能源投资的全球领导者，我们的报告表明，中国还将继续发展。”
详析光环背后的难题 称中国新能源“任重道远”
虽然对中国新能源前景持乐观态度，但报告也指出，政府管理与市场调控、政府主导与公众狐疑之间的多重鸿沟，中国发展这一新兴产业的道路仍“任重而道远”。
中国公众对生产能力过剩、电网接入以及市场公开性非常担忧，使得很多企业对进入该市场望而却步。这是报告中提到的第一重鸿沟。在与环球网记者电话连线中，菲利斯女士表示，这些问题不止存在于中国，全球多个国家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没有成功解决这些问题的榜样。”她说，“但是很多国家一直在不断努力去试图解决。”她举德国、西班牙等国为例，认为政府应增加电网容量、提供项目补贴，并对市场进行规范，让企业在市场上充分自由竞争，“不要过多干预。”
此外，新能源汽车已经被确定为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但由中国长安汽车经过六年压法的一款新能源汽车，去年4月刚上市，年底就已停产，2010年销量跌至零。在听到这一事例后，菲利斯女士称，随着投资的增长和产业的成熟，新能源与传统石化能源间的成本鸿沟会逐渐缩小。“风能在很多国家中已具有成本竞争力，太阳能的成本也正在意大利等国迅速下降。”她说，“各国也采取了很多财政激励、返税和其它方法，使新能源成本对消费者来说更具竞争力。”
比较中美新能源政策效能 称中国核心技术可自给自足
同为全球新能源大国，中美在这一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引人注目。虽然报告并未对中美的竞争实力做出直接的横向比较，但菲利斯女士认为，政策差异使美国新能源发展的动力比中国稍逊一筹。
“中国以政府政策为导向，制定了全国性目标；而在美国，很多政策的制定仅局限在各个州，比较分散，联邦政府没有参与制定全国性目标。”菲利斯女士说，“此外，中国的企业更服从国家大局，美国对企业的影响力很弱。第三，中国银行为发展新能源的企业提供很多信贷支持，审批效率非常快。而美国的银行在放贷力度和行动效率上都不如中国。”
在谈到中美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时，菲利斯女士非常乐观。“中国很多太阳能的设备，如太阳能电池等都是在美国制造的。”她女士说，“中美之间在新能源发展，尤其是商业领域存在广泛合作。”
报告中提到，欧洲在多项新能源使用技术上趋于成熟，而有些国家却吝于向亟需新技术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让。菲利斯女士表示，皮尤一直在呼吁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和分享技术，但中国并不在渴求技术的国家之列。“虽是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在发展新能源方面已经堪比发达国家水平，比如，全球约40%的太阳能电池板都产自中国。”她说，“事实上，中国已经不需要发达国家的核心技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