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中缘由，可以梳理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中西部“风光无限”地区急于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国家对光伏、风力发电激励政策的作用之下“一哄而上”，导致可再生能源产能过剩，本地无法完全消纳，又无法全部输出，从供给端导致产能过剩；

      二是电网企业不愿意接纳输送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生产基地多位于中西部地区、需求地区却常常位于千里之外、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输送距离远、成本高，客观上形成了“肠梗阻”；

     三是东部发达地区不愿意使用可再生能源。东部沿海地区一般都有煤电企业，多用当地煤电，不仅可以拉动就业、还可以增加本地的GDP。这样一来，外来的可再生能源即使价格成本相当，这些地区还是更愿意“让肉烂在自家锅里”。至于煤电导致的大气污染等环境成本，只能停留在道义层面了。

 

     如此看来，希冀市场自发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并不可能，国家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国家治理，从而确保“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提升”这个公共产品的提供，而不能坐视“弃风弃光”可再生能源浪费、环境污染照旧的“公地悲剧”。

 

　　那么，该如何破局？

      笔者认为，第一，国家需要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力度，改善舆论环境，使绿色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真正成为人们的行动自觉。第二，对电网企业加强新能源输配电进行合理补贴。重点放在体制机制建设，以价格杠杆鼓励电网企业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的输送、鼓励消费者对可再生能源的消费。第三，逐步提高对煤炭等化石能源征收的资源税、对煤电等污染企业征收环境保护税，通过补贴和税收“胡萝卜加大棒”的“双轮驱动”，一方面提升可再生能源比重、促进我国整体能源结构的绿色化，另一方面倒逼煤电企业改进工艺水平，实现传统行业的绿色化生产。第四，通过社会公益组织环境诉讼和检察院环境诉讼，助力各方共治，防止在能源生产、供给和消费的全产业链当中各方推诿、扯皮，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提升。

 

      能源生产、供给、消费的绿色化对于形成绿色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至关重要。通过财政、税收、法律诉讼、舆论宣传等多措并举，有利于打破“弃风”怪圈，有助于我国加快形成绿色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提升人民群众对“青山绿水”的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