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来自首都20多家媒体的记者，北京市平谷区大华山镇挂甲峪村村民老范显得有些兴奋和紧张。在他家干净整洁的小院子里，一台生物质气化炉正冒着火苗，这是平谷区农村能源服务中心在他家进行新能源推广示范用的生物质气化炉。与能源服务中心主任助理王保才的热情介绍相比，老范的态度还透露着尴尬。
“这个气化炉产生的烟雾少，燃烧也比较充分。”老范说，“但是，点火比较麻烦，而且火力也比较小。真正用它来烧饭做菜，还是不方便。”从老范的话中，不难看出目前农村新能源大规模利用尚需时日。
新能源走进新农村
挂甲峪村是北京市农业局能源生态处推荐的新能源示范村，在该村村委会办公室，“京郊农民自主创业先进村”、“北京郊区生态文明村”等牌子挂满了墙壁。在村子街道的两边，太阳能电池板、小型风力发电机等新能源利用设备随处可见。
据王保才介绍，自2001年以来，挂甲峪村就启动了“能源工程引进村”项目，以解决电力紧张问题。到目前为止，该村共建设风机35台套，村里所有的马路都装上了风光互补路灯，每50亩农田中有一盏太阳能杀虫灯。此外还建设了太阳能采暖房、沼气池等新能源利用设备。
在村民老范家里做示范用的生物质气化炉，是一种利用生物质能做饭、取暖的新炉具。这种炉具的工作原理是使切细后的树枝、秸秆等生物质在厌氧、高温环境下气化，生成一氧化碳、甲烷、氢气等气体，并燃烧产生热能。
王保才说：“生物质能可以就地取材，除了基础投入外不需要额外费用。相对太阳能和沼气，生物质气化炉利用能源的成本还要低，而且清洁。”他认为，生物质气化炉是推广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又一个好的切入点，也是平谷区今后在农村推广新能源的着重点之一。
据介绍，目前挂甲峪村的可再生能源在其总能耗中的比重已经达到30%。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就全国而言，目前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仅为7%，根据最近公布的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到2020年，这一比例也不过有望达到15%；欧盟的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目标是20%。
新能源示范村推广不易
生物质气化炉是农村新能源利用的一个好模型，许多专家学者都曾呼吁大力推广使用类似设备。但是与专家和政府的热情相反，生物质气化炉遭遇了尴尬。
[page_break] 据王保才介绍，在挂甲峪村试用的几种气化炉的性能和特点各不相同，没有十全十美的。有的气化效果好，但点火技术不易掌握，而且燃烧不充分；有的燃烧充分，热效率高，但加料费时费力，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
在另一户村民家中，记者看到了在天井里闲置的另一种类型的气化炉。村民说，生物质气化炉再怎么先进，还是传统炉灶省事。烧传统炉灶，随便抱起一把柴，往炉膛里一扔就完事；生物质气化炉用柴，必须切成小段，确实不方便。而且，现在村里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家里生火做饭的都是老人和孩子，技术含量稍高一点或者费力气稍大一点的事情就是难题。
此外还有经费问题。这几种气化炉单价都在700元左右。按王保才设想，推广使用时，政府解决30%，让农民掏500来块钱。但要村民掏钱买一个使用起来并不方便的气化炉，显然不可能。
挂甲峪村欲在村中建沼气池一事，也因经费问题搁浅。据了解，建设一口沼气池大约需要3500元，平谷区现行做法是让农民出1500元左右，政府出2000元左右。但政府规定，只有每口沼气池建成验收合格后，2000元才能补贴到位，之前只能由农民集体垫付。“这一垫付，就挡住了很多人。有些基础好一点的村还好说，否则全让农民掏钱，是根本不可能的。”王保才说。
“告诉村民说，直接烧柴污染环境对身体有害，但他们并不觉得有多严重。”王保才说，即使真有村民理解环保，也不会自己掏钱买气化炉，“希望政府再加大相关补贴”。
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新能源利用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黄鸣倡议国家推动“新能源·新农村”工程，在农村推广使用既经济又实用的太阳能、风能和沼气等。
但是，我国的农村分布广泛，各地存在巨大差别，搞一刀切似的新能源利用工程，并不能解决农村能源利用和环保的实际问题。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提出，一些地方为了做“面子工程”，对新能源利用设备的维护、管理也不到位。因此，黄鸣呼吁应该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推进农村新能源利用。
眼下，挂甲峪村也面临新能源项目的推广难题。而如果这些新能源项目在挂甲峪推广不开，其他地方推广起来就更难了。
挂甲峪村之所以能把新能源工程引进村，一方面是因为村干部有发展新能源的观念基础，一方面是该村有相对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个146户人家、460口人的小山村，靠着一个村办企业，以及种植果树、发展旅游业，农民人均年收入达两万元。而最重要的一方面是，该村作为北京市郊区的新能源利用示范村，享受北京市以及农业部等各方面的政策优惠和经费补贴。王保才也毫不讳言地表示，各地农村的情况不一样，如果没有政府经费补贴，新能源推广有相当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