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物质资源浪费严重，每年至少有两亿吨生物质资源在田间焚烧或丢弃，按电厂目前每吨300元的收购价格计算，直接损失达600个亿！如果这些生物质资源转化为电能，不仅可以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民创造就业机会，还可以为中国县域经济提供稳定的绿色电力与热力，并达到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作用。”国能生物发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生物”)董事长蒋大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出了一串让人吃惊的数字。
由于全球面临的化石能源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环境危机，使世界各国从未像今天这样关注可再生清洁能源。寻找和推动可再生清洁能源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生物质能源就是其中一种。在很多国家，生物质能源甚至成为超过信息产业的国家支柱产业。
在中国，尽管生物质能源的出现和发展比太阳能、风能要早，但其发展却不及太阳能、风能那般快速。
不过，在产业技术和市场尚不成熟、发展面临困难险阻的情况下，国能生物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却创造了一个奇迹从2006年12月投产第一个国家级生物质能源样板项目国能单县生物发电项目至今，在短短5年时间内，国能生物已经拥有投入运营和在建项目40多个，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00万千瓦，为农民创收35亿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900多万吨，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生物质发电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的专业化公司。
胆识与眼光
蒋大龙曾经先后在沃尔沃和工商银行担任高管，转型做可再生能源来自一个偶然的机会。
20世纪90年代初，蒋大龙到瑞典攻读企业管理。1996年，他陪同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瑞典，参观了一家以秸秆为燃料的生物质发电厂。当时，这家瑞典企业的老总介绍说:“秸秆和林业废弃物是最好的生物质燃料，经过先进的高温高压锅炉可转化成稳定的绿色电力，农民出售生物质燃料可以增加收入，发电后的灰处理之后可以变成有机肥。”这给他留下了强烈印象，还让他萌生了一个念头把这个项目带到中国去，弄到自己家乡去，让家乡的秸秆变成清洁能源。
在经过深入调查后，蒋大龙做出了一生中最大的抉择转行做可再生能源事业。
本世纪初，中国还没有企业拥有生物质能这项先进技术。全球最先进的生物质能技术公司在丹麦百安纳公司手里。为了引进生物质燃烧发电技术，填补中国国内此项技术的空白，蒋大龙在当时中国驻丹麦特命全权大使甄建国的帮助下，一次次游说百安纳的股东们。凭借蒋大龙的执着和热情，百安纳股东终于被蒋大龙打动了。
蒋大龙带着自己的全部积蓄，义无反顾地回国创建生物质发电企业。2003年12月28日，龙基电力集团公司(国能生物发电集团公司的控股方)在北京平谷成立。
责任与目标
蒋大龙认为，中国经济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县域经济不发达的问题，而要实现县域经济、特别是贫困县域经济的发展，首先要解决农村电力不足的问题。
“由于电力成本等诸多原因，县域、特别是贫困县域成为国家电网覆盖运行成本较高的地域。而生物质发电的原料是农作物秸秆，建设地点位于乡村，由于燃料充足，发电十分稳定，年平均发电超过7000小时，是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小时的4倍，所以，生物质发电是农村电网的最好支撑电源，建造生物质发电厂不仅可以有效解决农村电网安全运行的问题，还可以解决小煤电关闭后小城镇供热问题，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这与国家农村发展战略相吻合，也与国家电力产业规划发展方向一致。”蒋大龙说。
近几年，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生物质能产业向高技术产品方向发展，投资者对生物质能产业的关注越来越密切，生物质能已成“十二五”规划扶持重点。
这对国能生物来说，无疑是最给力的政策支持。
“我们希望2012年实现运营的生物质电厂达到40家，并尽快启动上市进程，如果我们能够尽快成功地在国内主板上市的话，我们投资建设生物质电厂的速度会更快，一年可以投资建设20、甚至30家，这对国家、对新农村建设、对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贡献会更大。”蒋大龙说。
不过，蒋大龙也坦言:生物质发电是很复杂的事情。秸秆从农田里收集上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物流系统，“下一步的工作重点首先是抓好我们内部生物质秸秆的收集、储存、加工、运输等相关的工作，然后不断地完善我们的产业链；同时我们也希望国家对生物质这个产业的看法能够站在更高的高度，给我们更大的支持。现在的政策比7年以前我们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要好得多，但是还有发展的空间，我们需要各界继续关注生物质发电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