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是进入第三代核电技术，第四代核电技术正在尝试，第五代核电技术就要进入核聚变，有可能核聚变在2050年、2060年，或者2070年就可以投入这种商业运行。但是我们在一步一步地走。现在是2.5代，进入到第三代，中国是最领先的一个国家。
长期以来，我国能源工业都是国有大型企业，一些体制机制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推进未来清洁能源的发展。因此需要进行一些变革，从价格体制到管理体制的改革，才能适应现在的需求，这就是能源体制革命。
能源体制改革首先要求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就必须要把体制变成一个能够有效竞争的。比如电改主要盯的就是电网。现在电改的方式就是让电网只做线路，将买电与售电分开。就像中国移动的网络，你可以构建这个网络，但别人也可以利用你的网络来进行服务，用户购买流量就可以可，互联网现在是比较好的竞争。电、气、热以后也可以这么做。电网就负责建设，谁来用就收谁服务费。
现在中国的气侯变化的政策和目标是否足够强也是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想一个非常强势的气侯变化的战略，或者气侯变化的目标。这个气侯变化的战略，是涵盖在其他战略之上的，是个顶层战略，因为欧盟就这么做的。
访谈实录
笔者：姜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访谈。“十三五”规划建议稿当中提出要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能源技术创新。能源革命这个词对大多数网友来说还比较陌生，您能不能简要地介绍一下能源革命的定义是什么?它包括哪些内容呢?
姜克隽：能源革命首先是能源消费革命。过去十年见我国能源消费量增长速度非常快，大概每5年会增加八九亿吨标煤，这个量相当于日本的国家消费的1.5倍左右。如此快速的增加量就会导致环境问题非常严重。因为大气的污染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能源的，可能是65%，还有其他污染包括污水、重金属这类的，也与能源关系密切。所以能源工业现在成为导致美丽中国或者生态文明不能实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现在需要改变这种格局，即可以维持经济快速发展，但同时能源不要增长很快，这是一个革命。改变原有的增长途径，通过能源消费革命一方面是改变大家的消费方式，促成节约行为，另一方面通过技术标准，比如设定能效标准，促进一个灯具或者是机动车这种能源积极性标准的提，然后可以选择购买更加节能的车。第三个方面是通过一些机制，比如价格机制，以鼓励你去买更节能的设备和产品。比如说现在节能电器有补贴，节能汽车也有补贴，这些都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增加消费基础，比如说大排量的车你要交20%的税，比如加大非节能设备与用具的成本，比如增加能源税、碳税或者污染税等税种。更具体的，比如北京的阶梯电价，可以将第一台阶的数值大幅降低，然后把第一台阶和第二台阶的价格差明显拉大，也就是不鼓励大用电量，以迫使你购买和使用节能电器，这样的话就实现了能源消费增长明显下降，这就是能源革命。
其次是能源技术革命。因为能源工业与一些关键的技术发展密切相关，那么如今就需要加大对创新的力度，让我国的能源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四年前中科院出过一本2050年国家科学研究的重大路线图，那个路线图里提到的技术中能源技术占了一半，这就说明能源技术的发展变得非常重要，对国家竞争力也很关键。这就是为什么能源技术革命是能源革命的一个部分。要在技术上实现突破，应该往前走。比如核电技术，前几年在争论，福岛核电站事故出现后基本放慢发展，但是现在，李克强总理一方面在推销高铁，另一方面就在推销核电。因为中国的核电技术非常有可能改变全世界未来能源的格局。未来最终极的一个能源的供应方式很可能就是核聚变。到了那个时候就无所谓节能了，因为进入核聚变的状态就是完全能源的一种理想状态，能源基本上是无穷尽的。但是这种技术进步是要通过一代一代的核电技术往前走。现在我们是进入第三代核电技术，第四代核电技术正在尝试，第五代核电技术就要进入核聚变，有可能核聚变在2050年、2060年，或者2070年就可以投入这种商业运行。但是我们在一步一步地走。现在是2.5代，进入到第三代，中国是最领先的一个国家。因为全世界三代的技术大部分都在中国建的，而我国目前已经开始建立四代技术，然后进入到商业化运行。中国核电技术的研究突破只是能源技术发展的一个例子，它会带来一些创新与革命性的变化。
第三个方面是能源供应革命。能源供应革命是为了满足既需要能源，又需要优质环境两方面的需要，所以提出要更加清洁化地供应能源的一种革命。我国到目前为止66%的能源供应都是靠煤炭，煤炭相对来说是比较环境污染且危险系数高的行业，矿难人数始终居高以及对地下水系统的破坏等，都意味着我们要严格控制这个行业。但是这种变革并不是说一定要把煤炭减小到零，这不符合中国资源现状，我国煤炭供应量很大，中国接下来可能还是会使用煤炭，但是为了实现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这个最终目标，需要去变革，去排序什么样的能源是清洁的，不仅要进入一个下降通道，而且要对煤炭工业本身提出清洁煤利用这种概念，这本身就是一种革命。这些变革会让我们走到更加清洁化安全的能源供应的路上，比如可以发现可再生能源，发展核电，也可以对清洁能源的开发使用给予相关的政策激励。
最后是能源体制革命。长期以来，我国能源工业都是国有大型企业，一些体制机制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推进未来清洁能源的发展。因此需要进行一些变革，从价格体制到管理体制的改革，才能适应现在的需求。这就是能源体制革命，与前面说的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能源革命的定义。
笔者：您刚才提到能源革命要加快发展风能、太阳能、安全发展核电等新能源，那么跟世界上其他国家比，目前中国利用新能源的形势是怎么样的呢?
姜克隽：中国利用可再生资源的工作非常出色，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每年新增的光伏、风力发电等现代可再生能源占据了世界非常大的比例，一般是25%到30%，2015年这个数据是超过30%的，或者占了全世界三分之一左右。如果再加上大水电、核电，那么按照非化石能源这个定义的话，中国每年新增的一个发电的装机容量可能会达到全世界的40%，这是一件非常惊奇的一个数字，中国已经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这也是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的期望之所在，我们不光引领每年在新增的装机容量，也希望引领全世界在这方面的技术，打造中国的在这方面的核心竞争力，引领全世界走向一个低碳、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是就有明确的方向，然后看准未来的这个能源发展的格局，发展得更快。
笔者：现在大家比较感兴趣的是在传统化石能源开采方面，美国近年来提出了页岩气革命，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呢?对世界能源格局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姜克隽：美国的页岩气革命的定义，是说他们最近几年页岩气由于技术成熟而带来的价格明显下降。美国页岩气的开采量增加得非常快，可能会使进入一个天然气出口的国家，从而完全改变世界能源的格局。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中国也安排了页岩气开采的这种规划，我们还有很多非常规的天气是可以利用的，而且技术上是可行的。因为天然气和煤炭比起来是相对清洁的，美国的进展使我们更加有信心去从事这个工作。
而对于世界能源格局的影响，首先在于降低了全球的天然气价格。还有另外一个重大的因素，就是低碳发展。这个低碳发展，就我们的小组认为有可能未来的低碳会成为改变能源格局，或者能源转型的唯一一个重大因素。为什么说唯一一个呢?大气雾霾是要求能源清洁化，但我们希望大气雾霾能够在十年、十五年期间得到明显的解决，从更长期来讲比如说二氧化碳排放进入到0，因为咱们化石燃料是排放二氧化碳的，如果要求二氧化碳排放是0了，那可想而知对于我们这化石能源的影响会多么的明显。但这个时间更长，比如2050年、2060年、2070年以后才有可能有这种格局。所以说我们需要做这种准备，但这种格局已经被大家广泛认识到了，因为在今年4月份中东的首脑曾经说过，未来这个世界要进入到一个没有化石能源的世界，中东是主要靠石油来生存的，所以他们也在做这种战略这种准备，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种信号。而我们也更要做好这种准备。
而中国页岩气开发的水平，现在很难判断。对我们小组来讲需要等待数据，因为只有拿到数据的话才能说话。现在看来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实现2050年原来的规划那个数字。但是我也仍然维持对他们比较乐观的那种判断。因为如果这种页岩气开采技术在美国成熟的话我不担心它会在中国的成熟，只不过是给我们一点时间，让这些企业去尝试。因为现在有几口井是做得非常棒的，但是还没有大面积的铺开。现在我们需要看在整个区块，会在几个区块里面用不同的技术或者用相同的技术后，最后开采的效果。但到目前我们还只是听到有几个案例，我们需要一个总体判断。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数据来判断它们好坏。仍需要时间进行尝试。
笔者：近些年来随着产能过剩，国际石油价格大跌，煤化工行业受到巨大冲击，您觉得煤化工行业该如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姜克隽：煤化工行业需要做好这种准备，有几个因素对他们非常明显。首先就像刚才我举这个例子，中东的首脑都说了，未来十年要进入一个非化石能源的世界。现在中东已经做好这种准备了。第二点就是基于模型的判断，全世界石油消费的峰值会在2020年到2025年实现，中国石油消费的峰值会在2025年到2030年实现或者更早。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油价回不去了，油价将长期维持在一个比较低油价的状态。即使做一般的化工产品，因为化工差别可以用煤来做基础原料，也可以用油来做基础原料。原来大部分都是用油来做基础原料的，如果再这样的话油价一直持续比较低，那可以说对煤化工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我们需要有一个战略的这种判断，一方面我们需要煤化工本身做好这种准备。另一方面需要煤化工企业尽快使他们的成本和技术能够和低油价的石油进行竞争。
笔者：在核电的利用问题上，英国政府目前正在跟中国合作，共同建设核电项目，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中国核电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姜克隽：总体上来讲中国的核电到目前为止还不是很有优势。因为传统的核电强国，像美国、日本、加拿大、俄罗斯，包括法国，他们的技术可能都比我们棒。但是好消息是现在全世界在建的这个基础，中国大概占了40%多、或者50%左右。这就等于说我们可以进展得很快，因为我们有很多技术可以学习，我们在安装或者实施操作过程中是有很好的经验，可以通过自己的基础的实际的运行来学习到。再加上第三、四代技术我可能都会在中国投入运行，所以说我们也和美国西屋公司签订合同买来技术，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发展得很快，但我希望在五年、十年以后，中国将成为领先的核电国家并引领该项技术。
三代技术这个优点在于它进入了被动式的安全。就说原来的安全都要靠我控制，比如阀门等，而被动式安全技术是说一旦出了什么问题它可以自己去解决，安全性就大幅提升了。
笔者：在能源体制改革问题上，你觉得如何才能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机制?
姜克隽：能源体制改革首先要求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就必须要把体制变成一个能够有效竞争的。比如电改主要盯的就是电网。一方面建设电网，另一方面又购电又卖电就会使电价或者说电网变得很强势。而引进竞争就意味着。有些电力企业可以更便宜点因为想多发电，有些企业贵一些因为是清洁电。可能现在发电具有计划性质，2016年的发电量是根据配额确定，不再是根据你的竞争性、成本或者清洁性来调度。所以现在电改的方式就是让电网只做线路，将买电与售电分开。就像中国移动的网络，你可以构建这个网络，但别人也可以利用你的网络来进行服务，用户购买流量就可以，互联网现在是比较好的竞争。电、气、热以后也可以这么做。电网就负责建设，谁来用就收谁服务费，深圳现在就开始有这种试点。深圳电网是一度电过网以后就将近2分钱，一度电交钱就完了，至于谁去买那个电，从哪个地方买无所谓，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竞争。
笔者：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近期以来全国各地都有非常多的雾霾，那您对雾霾的形成是怎么看的?
姜克隽：雾霾的形成与能源关系非常密切。按照现有研究的结论，能源可能贡献了大气雾霾的大概65%左右。雾霾相对比较复杂，大致分为一次排放和二次形成污染物。一次排放就是直接排放的PM2.5，然后再加上你排放的和二次PM2.5形成相关的气体，比如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还包括其他有机性挥发物。其他的污染包括土地利用中施氮肥到真的氨的排放，炊事活动中做饭、油烟，糖炒栗子、炸羊肉串等油烟污染，还有化工生产过程中化工产品的挥发气味，家具挥发造成的室内污染，以及其他无组织的排放，这种活动占到35%。所以如果谈到大气雾霾控制这个角度，那能源活动是当仁不让，同时也得抓别的。就是并不说是能源是大头，你就使劲抓能源，而是要全面治理。
笔者：前段时间有一个非常关注的热点，就是巴黎气侯变化大会，那您觉得在这个会议当中，中国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姜克隽：就像习总书记前两天在开幕式的发言中提到的，我们还是全力以赴支持全球去应对气侯变化，也非常希望这次气侯变化大会能够有一个协议出台，能够约束大家在2020年之后减排这种活动，就从国际合作角度来讲。而从国内角度来讲就说我们现在低碳发展，一定要成为我们自己必须要做的事情。原来说低碳是一种选择，低碳是经济发展，但现在看来是个必须，我们必须要做。因为不做低碳，反而很危险，有可能你的经济会再次被落下。我们现在关注到一些全球的技术进展，如果这种政策信号不是很明确的话，有可能中国的技术进展就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因为其他国家的技术都在往这个低碳去走，最先进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电池技术、储能技术都是这个方向。发达国家到2050年要减排80%，那现在技术开发都在奔那个减排80%那个目标在走，减排80%温室气体的概念是，能源系统基本上进入零排放。
2050年不遥远，因为一个燃煤电站的寿命就是35年，正好2015加上35，就是2050年。今天的决策就会影响到2050年的排放，如今这几年一些新的技术走得非常的快，中国再不这么做的话，低碳技术是不是中国在未来要领先的目标就不明确了。因为现在中国的气侯变化的政策和目标是否足够强也是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想一个非常强势的气侯变化的战略，或者气侯变化的目标。这个气侯变化的战略，是涵盖在其他战略之上的，是个顶层战略，因为欧盟就这么做的。欧盟的气侯变化战略，成了约束它的经济发展战略，社会发展，以及这个技术发展，所有这些战略的更上层的战略，大家要干什么，都是80%减排。然后能源系统基本上要奔到0这种东西来做，那你设计你的社会体系吧，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气侯变化的这个战略还没有成为一个顶层设计战略，这是我们现在比较危险的一个事情。从气侯变化这个领域来讲，我非常希望我们这个长期这个目标能够很明确，指导我们的经济发展、技术发展和社会发展，走到一个低碳。因为这个低碳是个长期的，我刚才讲了大气雾霾、或者是实现美丽中国，我们争取是要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