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教授Navroz K. Dubash发表文章，题目是：Should India consider a ‘net-zero’ climate pledge?（印度应该考虑“净零”气候承诺吗？）
2021年有望成为气候政治充满活力的一年。拜登政府已让美国重返巴黎协议，新一轮IPCC评估报告即将出炉，今年年底将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一次重要的第26届缔约方会议。越来越多的国家提高减排力度，确立 “净零”排放的目标。作为全球气候政治的重要参与者和高排放的国家，印度是否也应该考虑净零目标？
净零排放目标使一个国家承诺在某一特定日期之前将其年排放量（碳或所有温室气体）降至零，或通过二氧化碳清除或其他相关技术，确保任何剩余排放量得到等效负排放量的补偿。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0年排放差距报告，目前126个国家的净零排放目标覆盖了全球51%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如果拜登总统为美国宣布一项目标，这一比例将上升到63%。在主要经济体中，法国和英国在法律上承诺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日本、韩国、加拿大和南非都有2050年温室气体或碳排放目标的意向声明（框架各异），中国也宣布了2060年碳中和目标。如果各国实施这些净零目标，就可以将全球变暖限制在2.1摄氏度。
净零排放的目标看似清晰，但是否会转化为实地所需规模的实际减排？答案并不直截了当，这里面有三个原因。
首先，实施净零排放目标意味着国家体制机制的存在，这些机制可以将未来几十年净零排放的影响转化为当前的行动，制定政策以确保部门决策的一致性，并管理由此产生的赢家和输家的政治。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对气候机构的持续分析表明，很少有国家建立了足以完成这项任务的气候机构。在一些国家，如果没有具体的短期目标，净零目标的长远目标甚至可能会导致偏离需要采取的立即行动。
第二，遵循这样一个气候愿景意味着国家政治上同意以缓解气候变化为中心。在实践中，各国有各自的多目标的叙事逻辑，例如印度的“共同利益”叙事、南非的“就业和公正过渡”叙事，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和欧盟的“绿色新政”叙事。第三个复杂问题是“净零排放”中“净”一词的含义：将“负排放技术”明确作为目标的一部分是否会分散人们对解决气候变化所需的首要任务（即减排）的注意力？
在考虑净零排放目标时，印度的考虑是，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净零排放的承诺可能会使印度精心构建的低碳发展行动势头复杂化，甚至脱轨。这样的目标可能会扰乱印度国内脆弱的政治共识，即以共同利益为主导、以发展为中心的减排方式，这使得清洁能源转型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一表述与印度气候政治的历史是一致的，印度的气候政治一直以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气候公平为主导，而与净零排放的目标并不相符。
那么，印度该怎么办呢？印度可以积极倡导扩大那些被视为可取的气候行动，不仅包括雄心壮志，还包括执行。为此，印度可以倡导一种组合办法，作为每个国家共同努力的一部分：加强气候机构，以衔接目标和成果；在主要能耗部门推动切实的减排措施；设立中期目标（以五年为一期）；以及长期目标，但不限于净零目标。不同的国家将强调这个政策组合的不同方面。例如在一些工业化国家，净零目标是非常受欢迎的，但理想情况下，这些目标应该得到能够提高实施概率的健全机构的支持。像印度这样快速增长和变化的国家应该把重点放在避免排放上，将关键能耗部门转向低碳的未来，为此制定气候机构和法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有助于就加强缓解措施达成全国共识，并为可信而非象征性的未来净零承诺创造政治和体制条件。在格拉斯哥缔约方会议COP26的筹备过程中，印度国家自主减排计划当然应该包括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长期目标，但最关键的是，应该在关键排放部门表现出认真的意图，并加强执行力度。
净零目标因其简单而具有吸引力，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想最大限度地发挥各国的实际作用，我们可能放弃净零的简单化目标，而允许考虑到国家政治和经济背景的更微妙的表述。印度完全有能力提出关注“雄心壮志加实施”的理由，并通过自己的、经过修订和加强的国家自主减排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