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认识不断深化。在“三期叠加”、经济发展新常态之后，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必须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是必须迈过的坎，每个产业、每个企业都要朝着这个方向坚定地往前走。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跨越一些常规性和非常规性关口，这是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如果说以前的发展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那么高质量发展是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客观而言，以前的发展模式迫切需要转变，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大、粗放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经济循环不畅问题十分突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十分突出。也就是说，我国生产函数在发生变化，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发生改变，面临的硬约束明显增多，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接近上限，特别是碳达峰碳中和成为我国中长期发展的重要框架，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成为多重约束下求最优解的过程。
同时，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多点突破。而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概而言之就是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也在引领供给体系和结构的变化，供给变革又不断催生新的需求。
无论是转变发展方式、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竞争还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都要求我们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十几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那些取得成功的国家，就是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后实现了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那些徘徊不前甚至倒退的国家，就是没有实现这种根本性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开启工业化进程甚至短暂跨过中高收入门槛的国家很多，但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国家的只有韩国、以色列、新加坡等少数国家，这些国家无不在全球创新和产业链分工中占据关键位置。
因此，也可以这样理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我们主要解决的是量的问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阶段，必须解决质的问题，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量的持续增长。不夸张地说，实现高质量发展问题，不仅仅是发展的问题，还是生存的问题，关系到能否把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继续成功推进。
从现代化角度审视我国经济体系就会发现，我们有些领域已经接近现代化了，有些还是半现代化的，有些则是低效和过时的。高质量发展过程，也是实现经济体系现代化的过程。
即使在相对领先的产业，也同样还有与实现高质量发展不适应的地方。比如，近年来我国电力市场建设稳步有序推进，市场化交易电量比重大幅提升。同时，最近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指出，要健全多层次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快建设国家电力市场，引导全国、省（区、市）、区域各层次电力市场协同运行、融合发展，规范统一的交易规则和技术标准，推动形成多元竞争的电力市场格局。电力市场机制建设应适应能源结构转型，有序推动新能源参与市场交易，科学指导电力规划和有效投资，发挥电力市场对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支撑作用。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专门研究电力市场改革，目的也是推动能源领域的高质量发展，必须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高度来认识电力市场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当然，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不以生产总值论英雄，并不是不要增长了。从各国经济增长史看，一些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经济大起之后出现大落，往往一蹶不振。宏观经济是一个不可中断的连续进程，在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宏观稳定成为稀缺资源。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实现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也是一个风险易发高发的时期，应当坚持底线思维，着力用高质量发展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
前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指出，要改革完善煤电市场化形成机制，完善电价传导机制，有效平衡电力供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最近在上海考察时也强调，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强支持，包括落实好国家对煤电企业缓税等政策，做好协调调度，保证电煤稳定供应，解决一些地方电力缺口问题，防止出现新的“限电停产”现象。要立足我国能源禀赋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用好国家新出台的专项再贷款政策，推广提高能效的成熟先进技术，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总而言之，必须掌握好推动转型和防范风险的平衡，坚持稳中有进的总要求，以更加科学的举措推动各项工作走上高质量发展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