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以燃料乙醇等为名目的意向建设产能超过1000万吨，是很大的隐患。国家决定燃料乙醇生产试点，是建立在既有陈化粮存量基础之上的。超过计划的1000万吨产能，若按每生产一吨燃料乙醇消耗3吨至4吨粮食计算，1000万吨产能就将额外消耗3000万吨至4000万吨新粮。市场价格变动规律告诉我们，市场出现产品供应缺口，即便这个缺口只占粮食的1%，也会产生价格上涨的连锁反应。控制乙醇项目，势在必行。
其三，过去东北玉米每年调往外地约1000万斤，现因供玉米加工而外调量骤减，“产区变销区”，以致各地饲料厂难购合理价格的粮食，养殖企业因饲料价格上涨而成本上升，这带动农副产品价格上涨，负面影响波及整个生产链，其他商品的价格随之水涨船高，直接危及民生。大量消耗玉米的乙醇生产，显然需要控制。
而从更远看，中国不是粮食和油料作物充裕的国家。我国耕地本来就贫乏，人均耕地不及世界平均的1/2。而另一方面，耕地却因城市化、工业占地而在加速减少。与之同时，人口却在以每年1300万~1400万人的速度在增长。强大的人口压力激化了人地关系的紧张态势。中国每年必须花外汇进口约2000万吨左右的粮食。粮食和油料本来就紧张，还要以之为原料去提取能源，尤不现实。
从能源转换代价角度看，生物能源也并不具有绝对优势。生产生物能源所耗用的粮食和油料作物，在其生产过程中要耗费能源，比如施肥、收割、运输、谷物加工等等，同时生产生物柴油的过程要经过一系列加工程序，也需要很多能源投入。有研究人员称，如果将所有能源的投入与产出相比较，可得出其净能实际为负数的结论：生产生物能源所需能源高于从生物能源中产生的能源。显然，从能源消耗角度看，使用粮食生产生物乙醇燃料也并不可取。
粮食“能源化”，已引起联合国忠告，更是中国难以承受之重。中国，必须把粮食安全放在国家安全的第一位。这认识，不该再有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