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是人类面对的最重大的两个挑战。我们看到一系列精心组织的为着特别利益服务的政策出台了。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对生物燃料的资助如潮水般涌现。它们是些自以为能解决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问题的农场项目。毫不吃惊它们拥有农场项目的消极特征如：高度保护性，对生产者无限制的支持，无视经济理性。
经合组织的成员国每年用139亿美元到150亿美元进行资助。但这些资助生产的燃料在全部液体运输燃料中的比例少于3%。要想将生物燃料的比例提高到30%，至少需要1500亿美元的投资，随着边际成本的增加，可能需要投资更多。
我们需要审视所有这些支持政策的合理性。来自国际可持续发展组织全球创新计划的一份报告对此进行了研究，结果并不乐观。
补贴政策是非常复杂的。它也可能非常不理性。例如巴西的生物柴油在美国至少被课以25%的关税，在欧盟则是50%。另一个例子是，美国按公司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对生产灵活燃料汽车给予优惠，因为最多的奖励给了那些最节能的车型，制造商集中生产运动型多功能产和轻型卡车。但是几乎所有这些车的驾驶员都使用普通汽油。结果就是导致了汽油更大的消费。
在美国，支持每升乙醇的成本是0.29至0.36美元，欧盟是1美元。在加拿大支持每升生物柴油的成本是0.2美元，在瑞士是1美元。但是等量汽油成本是每升0.34美元，柴油是每升0.41美元。因此，对生物燃料的补贴通常比等量汽油的成本要高。因此生产生物燃料的成本也通常比较高。
对生物燃料的使用真的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吗？至少没有人们预期的那么多。欧盟通过使用菜籽油生产的柴油减少了13%的净温室气体排放，美国通过使用玉米制造的乙醇减少了18%的净温室气体排放。
这项资助已经对食品产生了重大影响。如2007年，美国对玉米乙醇的需求增加超过了全球的一半。美国和欧盟用大豆和菜籽油制造生物柴油也存在类似情况。食品价格的增长对生产商来说是好的，但对消费者，尤其是对贫穷的食品进口国来说是可怕的。生物燃料产量的增加对土地和水资源造成了压力。
有可能证明这些复杂而昂贵的资助政策，命令和保护方法是合理的吗？不可能，但是这不能阻止人们不断地想出新的原因来证明其合理性。如：
原因一：生物燃料补贴减少了农场补贴。但实际上在美国生物燃料补贴并没有取代农场补贴，反而是是现存农场补贴当中最高的补贴。
原因二：强制使用生物燃料将降低石油价格。但是通过补贴一种生产费用更加昂贵的替代品来降低油价，显然这个想法是相当愚蠢的。
原因三：补贴生物燃料是降低对有风险性的化石燃料的依赖的一种有效方式。但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生物燃料并不能替代化石燃料，仅仅是对化石燃料的补充。生产生物燃料的能源作物因为天气和疾病的缘故，本身也存在风险。
原因四：补贴生物燃料是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方式。根据这份报告，减少每吨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最低为150美元，最高为10000美元。即使成本降到更低，也超过了减少每吨排放量的边际收益。它显然比通过其它方式减排成本更高。
原因五：仅仅需要对基础设施进行补贴。但是如果生物燃料有竞争力，也不需要补贴基础设施。投资者可以自己解决。
这里提出了一些简单的消极的的建议：
取消必须使用特定质量的生物燃料的命令
对各种补贴进行规定
取消无限制的资助
一些积极性的建议如：
以能源安全总目标和温室气体减排的方式，准确定义政策的目标和手段
通过建立全球统一的碳价格，控制所有行动。
使生产者对所有的支持政策展开竞争
让市场决定是否使用灵活燃料用油车辆
最后，走向生物燃料的自由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