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成本高是当前对发展生物能源存在非议的重要原因。然而，最近在一次生物能源研讨会上获悉，阻碍生物能源利用的最根本原因其实并非高成本，而是生物能源的生产仍然采用废弃物利用的理念，技术没有实现根本性突破。
与会专家同时指出，2020-2050年，生物能源等可再生能源将逐步进入能源主战场，这是我国能源战略的必然选择。当前应积极准备，实现生物能源利用技术的突破，不能临渴掘井。
资源量丰富 且不受区域限制
目前，一度饱受“争地争粮”质疑的生物能源利用技术研发方向已转到非粮食原料利用上，并且在多个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
目前，我国非粮生物能源原料主要来自两方面：第一类是农林有机废弃物，包括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林业剩余物等，这一部分非但不影响粮食安全，而且能“变废为宝”；第二类是利用边际性土地种植能源植物，这些土地主要包括现有林地中的薪炭林、木本油料林和灌木林，可利用而尚未利用的土地中的宜林地和宜农地，以及在现有非粮低产农田中可以通过种植结构调整用于种植能源作物的土地。
“我国生物能源资源非常丰富。”河南农业大学农业部农村可再生能源重点实验室张百良教授等通过采用“生物质能源资源可利用率”和“不同生物质现存量能量换算系数”，以政府部门公布的具有法定效力的有关基础数据，计算了我国农业、畜牧业、林业残余物和工业用木料加工剩余物的生物质资源量以及我国能源植物生物质资源量。结果发现，我国每年生物能资源现存量相当于6.74亿吨标准煤，其中，年可开发资源相当于1.78亿吨标准煤。
我国生物能源不仅资源量丰富，而且其利用不受区域限制，比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更适合我国地广人多且分布不均衡的国情。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石元春此前曾向媒体表示，我国能够形成风电场的区域只有20万平方公里，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区，仅内蒙古就占了一半左右；而太阳能资源则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从实际情况看，我国东部、南部、中部都没有形成太阳能、风能大规模运营的客观条件，而生物能源则可以在全国进行分散式布局。
张百良认为，我国生物能源资源潜力不可低估，常规化石燃料被替代是必然趋势，替代它的重要能源之一就是在新能源中有特别优势的生物能源。
早行动早突破 莫临渴掘井
“非粮生物能源是发展新能源绕不过去的坎。”这日益成为业内人士的共识。
虽然当前对生物能源利用投入成本过高存在争议，但张百良表示，事实上，生物能源利用中最根本的原因是生物能源的生产仍然采用废弃物利用的理念，利用技术没有根本性突破，生物能源还没有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急迫需求。而在这种条件下，更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生物能源利用的高成本影响了国家和企业对生物能源研究的投资方向和信心。
如何才能尽快突破生物能源利用的技术。对此，张百良指出，目前，我国的生物能源研究还处在第二个阶段，即技术的发明、创新阶段，谈不上工程化，国家、社会的投入重点应是技术发明和创造，不能重复科学发现的老路，更不要以现在的技术水平上进行不成熟技术的集成。在生物能源利用中，非粮植物能源利用的技术突破是生物能源利用的关键。不同生物能源资源有不同的利用途径，不同的能源利用途径对应不同的技术，对不同的生物质应采用与之对应的最为经济的利用技术，即遵重不同生物能源资源的技术适应性。同时要重视工程技术的突破性研究和实践，要在高水平酶工程、生物质预处理工程、生物气净化、合成工程、海洋生物质资源利用工程、生物能资源的收集与储存，以及生物材料等综利用方取得有重大突破，这是我国把生物能源推向主战场的惟一出路。
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有关专家表示：“在生物能源领域的研究上，已经没有更多时间让我们‘婆婆妈妈’地走路，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提高速度，抢占先机。”该专家同时强调了生物能源发展的机制问题，他指出，现阶段生物能源发展的市场机制还未建立起来，即便需要政府支持的项目，也应使财政补贴与市场结合起来。比如，政府补贴的额度，要引入竞争机制，靠招投标等方式确定补贴对象和数额。
